中国大使曝光沈阳原市长武迪生以色列遇空难赔偿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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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迪生市长（中）参加记者招待会（兵心网据网络资料图片）

辽宁兵心网资料回顾：一场发生在1993年的以色列坠机事件，至今仍是部分传媒和网上议论的热点。坠机本身并不错综复杂，只是身亡者的身份令他的“身后事”有些难办，因为不幸遇难者是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对头一回处理这类空难事件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而言，这是个考验。时隔22年后（2016年），当时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陈来元，对其中曲折做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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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噩耗
1993年11月24日早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办突然接到以色列外交部传来的惊人消息：“沈阳市长武迪生和他的助手张力女士不幸殉难了。”
我（注：时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陈来元）知道，当时武迪生市长正率领沈阳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以色列，但说他和张力女士死亡的消息是真的吗？我怕听错了，故请对方仔细说清楚把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当日天亮前，武市长和张力二人乘以色列一家企业的直升机去马萨达山看日出（注：马萨达山是以色列看日出最佳的地方），飞机上还有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以方导游，连同驾驶员一共5人。直升机在飞抵马萨达山前坠毁，机上5人无一生还。
我的天！这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据我所知，沈阳市政府代表团一行5人确实是应以色列拉马特甘市政府的邀请访问以色列的。但代表团的访问日程并没有武市长和张力到马萨达山看日出的安排。
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立即打电话向留守在宾馆里的沈阳市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作了解。而我将电话打过去时，他们还不知道出了事，听到这一噩耗后，都呜呜大哭起来。
沈阳市外办负责人抽泣着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期间，武市长曾与以色列一家公司就该公司去沈阳经济开发区投资事宜进行了商谈，但双方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谈妥。武市长与对方公司总经理都想继续谈，以便双方最终达成合作协议。但由于拉马特甘市政府安排的访问日程已满，无时间再谈下去。于是，该公司总经理就想了个办法，邀请武市长于24日黎明时分乘公司的直升机飞马萨达山看日出，借此在往返途中就双方合作未尽事宜进一步商谈，并加以落实。武市长觉得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旦错过，以后什么时候再谈就难说了。于是，他接受了对方的意见。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林真大使作了汇报。林大使听后也是一脸的惊愕。简单商量后，决定由我向国内起草报告。
但这份报告不好写，难点首先就在于必须写清楚大使馆对这次空难性质的认定及其认定的理由。确定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善后处理的一系列问题，是国内给此次事件定性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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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为“因公殉职”
为了给这次空难一个客观的认定，大使馆紧急成立了空难善后处理小组。经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发生这起空难与武市长在拉马特甘市政府安排的正式活动之外去马萨达山密切相关，同时，他这样做事前既未告诉拉马特甘市政府，也没有向大使馆打招呼，确有欠缺。但从总体上看，他是急于和外商谈判成功，为沈阳市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而丧命的，还是以定性为因公殉职为宜。
之后，林大使和我又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和拉马特甘市的有关官员。在了解各方情况后，我着手起草关于处理空难问题建议的第二份报告，以供国内决策作参考。
不过，这份报告要写出来还是困难重重。毕竟，大使馆处理这类空难事件是头一回，谁也没有经验。而且更难的是，沈阳方面与以色列方面在处理空难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
大使馆从沈阳方面获得的信息是，他们认为武市长、张力是应以色列官方邀请访问以色列的，如今他们命丧以色列，不管死因是什么，以色列政府都要承担一切责任。但通过使馆了解，以色列有关方面的意见则是完全不同。
根据以色列法律，以色列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邀请和接待沈阳市政府代表团的拉马特甘市地方政府，都不对代表团因自行安排活动而发生的这次空难负责，当然不能承担包括经济赔偿在内的一切责任。死难者家属如果要求经济赔偿，应当在当地请律师向失事直升机的保险公司提出，并根据有关保险条款处理索赔事宜。
面对双方的分歧，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空难善后处理小组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处理善后，不可能抛开空难发生国的有关法律规定，而且以色列方面提出的解决办法应当说也是有法可依的，比较实事求是。因此，大使馆向国内提出几点建议：中方应尊重空难发生国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同时，大力协助死者家属在以色列聘请律师，向有关保险公司索赔，并全力协助沈阳方面将武迪生市长和张力的遗体运回国。
这份报告报回后，国内很快来了批复，原则上同意使馆的建议方案。使馆心中有了底，接下来就是如何做沈阳市政府赴以色列空难善后处理小组和死者家属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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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数”能代表武迪生的价值吗
11月28日，沈阳方面的工作组抵达以色列，主要任务有三项:一、处理空难中我方人员的遗体；二、维持武迪生市长在以色列访问时的工作成果；三、对空难事故寻求法律解决的方法。很快，前两项任务都顺利完成，但在索赔方面却遇到了不小的障碍。
当时，依据以色列法律，经中国大使馆推荐，武迪生、张力同志的家属以家属名义，委托了中国使馆的以色列籍律师迪那耳为其办理索赔事宜。
1994年4月，以色列民航管理局完成事故调查报告，认为飞机的第二级叶片由于高频疲劳而断裂，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因。故此，迪那耳律师建议在美国起诉肇事的直升机制造商比尔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商爱利森公司，因为如果胜诉，所获赔偿，其金额将远远高于在以色列的赔偿额；如果美国法院不受理，可再回以色列法院起诉。不幸的是，迪那耳律师在1995年2月18日突发心脏病去世。
麻烦还不止于此。在寻找新的律师时，原本不少以色列律师在获悉是中国特大城市市长的赔偿案后都跃跃欲试，态度十分积极。因为在他们看来，管理一座大城市的人的收入，年薪怎么也得10万美元以上。可是，当以方律师收到武迪生市长有关生活指数的材料后，大失所望，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
原来，按以色列法律，赔款的依据应是事故给遇难者实际带来的经济损失，这种经济损失的衡量即个人生活指数。简单说，就是先计算出遇难者生前的经济收入平均值，然后依照遇难者国家同性别的平均寿命，减去遇难者的实际年龄的差额，计算赔偿。
武迪生的“生活指数”到底有多少呢？按照武迪生的生前年法定工资收入计算，仅为6000多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还不到800美元。
在了解了以色列的法律后，不仅律师，连沈阳市政府工作组和遇难者家属也都大呼意外，感到非常难以接受:难道一个人收入很少，其价值就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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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本武迪生市长在以色列遇难的消息，就引起了一些谣言，说:武迪生是带着张力在以色列度假；武迪生用公款包机旅游；飞机是被人打下来的……林林总总的版本甚嚣尘上，甚至对武迪生的“晚节”有所质疑。
鉴于此，不少媒体开始跟进，对武迪生的家庭及生平进行报道。结果是，谣言竟渐渐平息。原来，媒体发现这位管理着560万人口城市、号称80年代中国知名“改革派”的市长，家里的条件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家，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地下铺的是廉价的地板革，顺墙摆放着两排参差不齐的旧沙发，小茶几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旧物。至于武市长留在以色列的遗物，只有一件旧式的行李箱，里面装着一件旧衬衣，几件有破洞的衬裤和一双旧皮鞋。武迪生的岳父岳母住的是1953年建的旧楼，此前，两位老人曾想让他帮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另给弄一套房子。他说：“我只有一个权力，就是请你们到我家住。”
这些消息从后方传到以色列，中国使馆空难善后处理小组的同志唏嘘不已。后来，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为使死者家属尽快获得最大数额的赔偿，中国使馆在律师的指导下，协助沈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鉴于事故鉴定，包括将有关飞机零部件送到美国检验、鉴定，认定直升机失事与机械故障有一定关系。最终，武市长家属和张力家属分别在以色列和美国申请索赔。最后，两家家属均分别从以色列和美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经济赔偿，这起持续多年的空难事件最终获得了妥善解决。

编辑：辽宁兵心网   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