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心网战友刘苏:我在新疆当兵的日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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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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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4-21 07:13: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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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69年20岁时当兵到新疆,1980年回到青岛,在新疆呆了整整11年。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莫过于20到30岁这一段,年轻力壮,风华正茂。我一生中最好的这一段就留在了新疆,留在那广渺无际,苍茫而神秘,魅力无穷的边陲大地上。在新疆的时候,总是殷殷地怀恋青岛,坐在戈壁滩上,望着无垠的戈壁,常常眼前会变成一片海洋,回眸身后,却没有红瓦绿树,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悲凉。可是当我回到青岛以后,每天上班下班,穿行于楼宇之间,淹没在喧嚣的市井里,却又无限的想念起新疆来。广袤的戈壁沙漠,雄浑的巍巍天山,美丽富饶的绿洲草原,香甜可口的瓜果葡萄,好客善舞的维吾尔百姓,还有那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和既苦又甜,火热而生动的军营生活。时空时常在脑海里倒流,遥远的新疆,让我梦牵魂绕,思思不断。



    为了消弭思恋之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利用公出的机会,隔几年就回去一次,但由于是公出,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也只在乌鲁木齐周边转了转。2007年,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和老伴于8月下旬踏上去新疆的旅途,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自助游。我们上高山下戈壁,走草原踏沙漠,游故城逛巴扎(维语:集市),南疆北疆跑了个遍。奇异的景色和异国式的风情,常常使老伴惊叹不已,香甜的瓜果和美味的民族食物又常常把她撑得肚儿圆。老伴沉浸在游历今日之新疆的兴奋和激动中,而我的脑海里却会不时地显现出几十年前的影像。两相对照,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变化还不是很明显,这一次去看,除了那山,那戈壁沙漠,其余的都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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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07:15: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新疆的路
    古时丝绸之路穿越新疆,张骞出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经,都途径新疆,靠步行和骑马骑骆驼,走的是人和牲畜踏出来的路。在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连这样的路也不会有,只能是朝着既定的那个方向,走啊走。大陆性的气候,冬日奇寒,酷暑难当,刮起风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遇到几百上千里没有人烟水源,就要忍饥挨渴。在那样一种自然环境和条件下旅行,其艰辛是非亲临其境的人所能体会得 到的。
    我在新疆当兵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的路已是古时不能比,当然比解放前也要好多了。那时从内地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已经通火车,从乌鲁木齐到各地州首府城市,从地州首府城市到各县城,都有了沙石土公路,但是那时的铁路和公路交通跟今天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次我和老伴去新疆旅游,看到新疆的火车和高速公路已经直通伊犁、喀什等地州首府城市,高等级公路也通到了县城,甚至到许多乡镇都有了柏油马路。道路宽阔而平整,行车非常舒服。当我坐在行驶在南疆大地的火车软卧里和丰田越野车上时,不禁就会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出行的艰辛和磨难。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新疆已有的公路虽然也有道班工人养护,但养护手段极其落后,同时由于只讲革命,不抓生产,所以道班工人对道路的养护也没有什么质量和效率可讲,只能基本保证通行。南北疆绵延几千公里的沙石土路,由于常年缺乏养护,几乎全是搓板路,路面上横着一道道10公分左右高,间隔2、30 公分的棱子,汽车行驶在搓板路上,走的慢了,颠簸的幅度大,人在汽车上一耸一落,时间长了,就会头昏脑胀。可要是汽车走快了,由于速度的关系,轮子会从一个棱子跃到另一个棱子上,虽然颠簸的幅度小了,颠簸的频率却加快了,人在汽车上,就像坐在振荡机上。在新疆出门,动辄几百上千公里,那时大卡车一般行驶速度每小时只有40 公里左右,小汽车也就5、60公里,长途行车一坐就是几天,实在是非常受罪的。沙石土路上跑车,车尾会飞扬起一股尘土,南疆干旱少雨,扬起的尘烟尤其浓烈,在车尾形成一条巨龙,直向云天,就像古人说的“大漠孤烟直”。在靠近绿洲的地方,由于地下水位高,每年春季公路会翻浆,路面坑洼泥泞,汽车经常会被陷到泥坑里,汽车行驶在翻浆路上,人就像坐在一条遇到风浪的小船上,摇得东倒西歪。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那时的公交长途车极少,有时干脆就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小干部和战士以及地方老百姓,外出大部分就是搭便车。搭便车能坐驾驶室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可以不受尘土之害。在卡车车厢里坐,尤其是挤到车尾坐,到了目的地,就成了一个土人,脸上只看见鼻孔和眨动的眼睛,其余的都被尘土覆盖了。春秋季节乘车倒还比较惬意,冬夏乘车就更受罪了。南疆属典型的内陆性气候,冬日昼夜奇寒,夏日白昼酷热,冬天如果坐在卡车后厢里,那个冻哇,管什么皮帽子,皮大衣,毛皮鞋,都会冻得透透的,只能死命咬牙硬撑着。夏日白天要是坐在驾驶室里,那就是坐在火炉里,驾驶室的铁壳被骄阳烤得烫手,根本不敢碰,人被蒸烤得像熟了的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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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疆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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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山间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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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疆的公路


    我所在部队是王震将军带进疆的老部队。解放后进疆几十万大军整编,只留下我们这一个野战师—陆军第四师,其余绝大部分都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了。我是政治部宣传科的摄影干事,部队驻地分散在几百公里的地方,经常出差,对路上的感受特别深。我们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内地人,远离家乡,都很想探家,可又怕探家,说起路上的艰辛,都摇头唏嘘。我所在的师部驻在南疆库车县,库车到乌鲁木齐乘车要走3天。到了晚间,一般住在兵站。那时的兵站条件极差,就是一个吃住的地方。吃的菜油水极少,基本不见肉腥。吃倒罢了,吃饱为原则,要命的是住。汽车兵们都自带被褥,我们这些乘车人只能用兵站的被褥。我第一次住兵站,晚上掀开被子,被子的两头已经油黑泛亮,只见被子上一个个吃的肥溜溜的虱子在那趴着,看得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打那以后,我住兵站,基本不盖被子,春秋冬季上路都自带皮大衣,冬季就穿着皮大衣围着火炉靠一夜。有一次碰到一个连长同行,晚上看我不敢盖被子,笑说教我一个办法,说罢他脱得光溜溜的钻进被窝,然后他又掀开被子站起来,两手在腋毛和阴毛处扑拉数下,两手一摊,说:“把虱子扑拉掉不就行了?”可我无论怎样也无法苟同这位好心连长的办法,只能裹着皮大衣看他香甜地酣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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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07:16: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一次我在库尔勒兵站遇到一批从阿里高原上复原回家的老兵,他们个个的脸皮都泛出黑紫色的光亮。其中一个陕西老兵,用浓重的陕西话对着我喊道:“厄日他妈,总算活着哈来了”。我问:“从哪里下来?”“阿里”,他答道。“当了几年兵?”“三年,在边防哨所,5、6千米高,当新兵上去,复员了才哈来。”也许是在山上憋得时间长了,遇到我这样的生人,看我愿意答茬,就止不住地啦了起来。

    他说,他所在的哨所只有一个排,几十号人,营房建在百八十平方的平地上,出了这块平地,就是陡坡,再也找不到一块平坦的地方。那里常年积雪,四季都要穿着棉衣。在哨所当兵三年,除了见过来视察的领导和送给养的兵,没见过一个生人,也没见过绿树花草。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哀叹了一声:“唉…!还是山下好哇,有树,有草,还有女人。”
    “你们路上走了多少天了?”我问。“从狮泉河阿里分区出来已经十来天了,再有两天到大河沿上火车,这罪就遭到头了。”他说,从狮泉河到他们哨所,乘车还要走三天,车到山脚下就没路了,需要步行两天,才能到哨所。我算了一下,他在路上已经走了20天左右了。

    “山上生活咋样?”我问。他说,吃得饱,但是吃不好。东西都是好东西,白面,罐头,牛羊肉,常年吃这些,把胃都吃倒了。山上缺氧,饭做不熟,面条下到 锅里就煮成一锅粥,馒头蒸得发不起来,拿到手里,捏成啥样是啥样,吃到嘴里还粘牙。山上每年大雪封山9个月,完全与外界隔绝,只有3个月可以上下山,这期间山下的给养和信件报纸才能送上来。每年往山上送给养,都是汽车运到山下,然后把给养物资驮在牛羊身上,往山上赶,等到了哨所,卸下物资,就把牛羊杀了,储存起来。牛羊驮着面粉,一部分脱落的牛羊毛便刺入到面粉袋里,蒸出的馒头,咬一口,就像拔丝一样,拉出来一根根的牛羊毛。

    “在山上最怕得感冒,得了感冒会死人的。”我不解:“为什么?”他接着说:“得了感冒会转成肺水肿,喘不动气,最后就憋死了。我在山上3年,死了好几个,得了感冒,大雪封山,送不下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了。”望着他那年轻的,还有几分稚气,被高山紫外线晒灼得黑红的脸膛,我理解了他一进门时冲着我高喊的那句话:“总算活着哈来了。”
    “要回家了,高兴吗?”我问。“当然高兴”,说着他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新军装,“在山上舍不得穿,下山了才换上,厄要精精神神地回去,娶个媳妇过日子。”
    那个时候当兵的,尤其是在西部边疆当兵的,对内地,对家乡,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和想往。每当探家,都非常激动,换上崭新的军装,大包小包的边疆特产,兴冲冲地踏上回乡之路。于是有人编了个顺口溜:走时像个公子(指穿着),路上像个驴子(背行李),回部队时眼就直了,成了傻子(积蓄都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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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07:16:45 | 显示全部楼层
    记得是1976年的1月底,正值寒冬腊月,我探家回去过春节。离家7年了,第一次赶上回家过春节,我带了4大提包东西,两手提两个,肩上前后各搭一个,足有百十来斤。防化连的排长薛彦是北京兵,要回家结婚,也是大包小包好几个。我俩搭伴同行,通过侦查连的维族兵,联系了一辆地方的邮政车,准备搭便车到乌鲁木齐换乘火车。

    出发的那天,早晨6点我俩就赶到停车场,说好6点半发车,一直等到10点,那个维族司机才姗姗来迟。他30来岁,胡茬很浓,一脸的疲惫,他开的那辆邮政车是解放130敞篷卡车,车上并没有拉邮件,却拉了一车圆木。我和薛彦把行李放到圆木上捆好,钻进驾驶室,我俩暗自庆幸,这个维族司机没有再拉别人,我们可以坐在驾驶室里舒舒服服地到乌鲁木齐啦。
    汽车驶出库车,沿着戈壁滩上笔直的公路,向远处的天边驶去。维族司机车开得很猛,时速到了60 公里,毫不顾忌路上的搓板和坑洼,把我和薛彦颠得够呛,头顶不时猛地撞向顶棚,好在我们带着皮帽子,要不然真得受点皮肉之苦。我看维族司机开得挺快,递上一支好烟,问道:“你开这么快,明天能到乌鲁木齐吧?”他歪头看了我一眼,用变调的汉语说:“今天!开夜车赶回去。”薛彦一脸的惊诧,7、800百公里的路程,按常规要跑3天的。我心里倒是挺高兴,少受两天罪。岂知我是高兴早了,正是由于维族司机疯狂地开车,让我们后来遭了更大的罪。
    大约下午3点多,汽车驶到一个叫野云沟的地方,这里离库尔勒还有一段路程,路旁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司机把车开进村子,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对我们说:“休息一下,下车。”这时屋子里出来一男一女两个维族人,4、50岁的样子,迎上下车的司机,互相握了握手,说笑起来,看来他们认识。我和薛彦到房后的野地里解完手,回到院子里,只见司机打开车前盖,正在卸水箱。“怎么了?”“漏水。”司机的汉话说得不好,一路上我们的对话都非常简洁。“还能走吗?”“修好就走。”司机卸下水箱,鼓捣了一番,重又装上,这时已经4点多了。冬季天黑得早,下午4点多,天色就开始发暗了。我们等在车旁,准备上车,司机和两个维族人嘀咕了几句,我俩听不懂,接着司机对我们手一挥,“吃饭。”
    进到屋里,房间很大很暗,没有窗户,只有门口和屋顶的一个小天窗透进些许光线,房间的一侧是一溜足有10米长的土炕,土炕上铺着席子。等了一会儿,那位维族妇女先给我 俩一人一大碗揪面片,我们靠在炕边吃完。司机坐在里边的炕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方桌,维族两口子陆续端上来几盘肉菜,还有几瓶白酒,这时又来了两个维族人,他们围坐在一起,吃喝起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和薛彦背靠背坐在靠近门口的炕上,打起了瞌睡。冷不丁惊醒,看了看表,啊?8点多了。里边饭桌上点着油灯,也许是酒喝得尽兴,他们说话的声音已经有了酒意,说笑中不时带出一声怪调。我和薛彦对视了一下,薛彦下炕走过去,问:“师傅,什么时候走?”“明天早晨4点。”得!要在这儿过夜了,我和薛彦裹着各自的皮大衣躺下,睡着了。半夜,薛彦推我,懵懂中看到那帮人还在喝。薛彦指了指手表,“快1点了。”我无奈地摇摇头,重又躺下,却睡不着了。直到2点半,那帮人才撤了席。我心想,恐怕4点走不了,就又眯糊着了。
    眯了没一会儿,听到有人喊:“起来,走了。”睁眼一看,是司机,又看看表,刚好3点50。我和薛彦面面相觑,喝了大半夜酒,他还能开车吗?只听他又说:“今天,到乌鲁木齐。”这人真是个魔鬼司机!
    来到院里,车前已有几个维族人,我以为是送司机的,谁知司机指着车厢对我俩说:“你们两个,上去一个。”又指着一个30岁左右的维族妇女说:“她有病,去乌鲁木齐看病。”我俩傻眼了,正值寒冬腊月,夜里的气温零下2、30度,坐在敞篷车厢里是会冻死人的。可能是司机看出我俩的畏难心理,他又指着我们说:“1、2个小时,你们两个换一下。”
    开始时薛彦上了车厢,我们的皮大衣一件铺在身下,一件盖在身上。腊月的凌晨是最寒冷的时刻,我坐在驾驶室里都感到一阵阵的寒意。没过一小时,薛彦就在车厢上敲击驾驶室顶棚,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只听薛彦喊道:“太冷了,能不能换一下?”我跳下车,扶着瑟瑟发抖的薛彦进了驾驶室,然后爬上车厢。
    车厢里的圆木直径不是很粗,大都2、30公分,装得高出车厢20多公分,躺在圆木上,身下垫着皮大衣,倒还不觉得很咯。我蜷缩着身体,用身上的皮大衣蒙住头,打算再眯一会儿。车子在加速,速度带起来的风,使寒冷来得更加凛冽,而且时不时地掀起盖在身上的大衣,大约不到20分钟,身上的衣服几乎就冻透了。维族司机的车依然开得很冲,车厢里的颠簸比驾驶室里要强烈的多,我躺的位置高出车厢,身体随着颠簸不时地发生位移,如果不及时调整,就有被甩出车厢的可能。我不敢再躺了,把盖在身上的大衣穿上,侧身趴卧在原木上,那个姿势,就像即将发起冲锋前趴卧在阵地上一样。精神上的紧张,反而抵御一些寒冷,我坚持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终于缴械投降,又把薛彦换上车厢。天亮以后,随着太阳越升越高,不像夜里那么冷了,我们交换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长,一般2个小时左右换一次。
    汽车驶过库尔勒,又过了库米什,下午5点多,天色已经擦黑,车子行驶在天山里一个叫干沟的地方,离乌鲁木齐还有200多公里。这时,我正在车厢上,因为山区路弯多,司机放慢了速度,颠得轻了,我蒙着大衣仰卧着。突然车停了,只听薛彦大叫,:“刘苏刘苏,快下来!”我赶紧跳下车,问:“怎么了?”薛彦指了指后车轱辘,司机正蹲在那儿往车底下望,我凑过去一看,不禁直冒冷汗。
    汽车后轴断了,左后侧的两个轮胎连着半截后轴,已经滑出轴筒,车厢后部向左侧倾斜。公路的左侧就是一个陡崖,虽然不高,只有2、3米,可要是汽车滑过去反扣过来,我的小命恐怕也就报销了,真险哪!
    司机紧皱着眉头,也是一脸的惶惑,对我们小声说:“走不了了,东西拿下来,挡车走。”语气和表情都没有了先前的自信和威严。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一行4人,站在路边等候驶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过路车。干沟位于天山边缘地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百十公里内不见人烟。这里没有险峻的山峰,尽是些比高几十上百米的戈壁丘陵,汽车就在丘陵间的沟壑里逶迤蛇行。后方小山包上方不时有汽车大灯映射出的光亮,及至它转弯行驶过来,我们便满怀希望地挥手示意停车,却没有一辆停下来。干沟的海拔要比南疆盆地高得多,夜间也更加寒冷,是那种干冷,它不含阴气,却非常硬,刺穿了我们的皮衣棉衣,扎入到肌肤里。
    过往的车辆越来越少,直到晚上10点多钟,一辆邮政车停下了,司机是个4、50岁的小个汉族人,和维族司机同属一个单位,可能他们之间也不熟,汉族司机看了看我们坐的车,摇摇头,挥挥手,示意我们上车,驾驶室里已经坐满,维族司机和我们一起爬上了车厢。
    车厢里装了半车白菜,用一个又脏又破的棉被盖着,我们4人互相挨挤着,坐在棉被上。在路上等车的时候,还可以活动活动手脚,不致冻僵,挤在行驶的车上,无法动摊,汽车带起来的凛冽寒风,像无数把尖刀,扎进肌肤,一会儿就扎到骨头了。这时身体已经不再发抖,脸皮冻得紧绷着,上下牙关死死地咬在一起,嘴巴仿佛不是自己的,想张也张不开,胳膊腿和手脚也已经僵硬,骨头开始一阵阵的疼痛,这种疼痛从来没有感受过,它不似破皮流血,也不像伤筋动骨般巨疼,而是一种隐隐的钝疼,疼得人心里发慌。那时脑子里的思想似乎停滞了,就是憋着劲咬着牙硬挺。
    凌晨3点多,汽车停在乌鲁木齐西山的一个车场,这里是乌市的西郊,离我们要去的市区北门还有将近20公里。我俩试图求那个汉族司机送我们进市区,可他说白天还要出车,扭头就走了。我们两个饥肠辘辘,冻得筋疲力尽的大兵,头戴皮帽子,身穿皮大衣,脚蹬毛皮鞋,各自肩背手提着百八十斤的行李,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市区走去。我们走一程歇一会儿,足足走了5个小时,进了北门军区第二招待所的大门,我俩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楼前的台阶上,久久爬不起来。
    多少年过去了,1977年那一天两夜从库车到乌鲁木齐的经历,刻骨铭心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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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07: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2007年,我偕老伴重又踏上通往库车的路,不过这次走的是一条新路,说起来也不算新路,这条路叫“独库公路”(独山子——库车),是在我离开新疆后的1984年修通的。
    我和老伴租了辆小车,从乌鲁木齐出发,沿着宽阔的柏油路,经独山子,拐向南进入莽莽的天山。翻过一道大坂,汽车驶入乔尔玛草原,这里风景如画,雪山,森林,草原,成群的牛羊,清澈的雪水河,空气清新得令人陶醉。在乔尔玛小镇旁的路边,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竣刻着18个猩红的大字:“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
    我曾在网上搜到一篇关于这条公路的文章:
    横空出世的天山,群峰钻天,白雪盖顶。把新疆隔为南北两疆。千百年来,由于大山阻道,从南疆到北疆,人们只能绕着天山走上七、八天的时间。天山的阻隔严重制约了新疆的发展和国防稳固,1974年4月,党中央出于战略考虑,决定在天山南北拉通一条直线。遵照毛主席“要搞活天山”的指示,武警交通二总队近万名官兵,开进 天山修建这条国防公路。经过10年的苦战,1984年8月,天山公路全线通车,南疆到北疆由以往绕行3000华里缩短到562公里,一天就可到达。而二总队先后有178名官兵因雪崩、塌方、泥石流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了路的基石,托起了这条生命之路。天山公路,是一条飘在天山的彩练!是一段凝在天山的传说!全长562公里的天山公路,平均每3公里就留下一个官兵的忠魂。(摘录)
    站在石碑前,想起这篇文章,我感到困惑,这里漏掉了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是,独库公路早在1970年就开始修建了,我所在部队的两个团,承担了最初4年的修建任务!我曾在1970年和1972年两上筑 路工地,一次是采访,一次是陪师政委视察。当年我们的部队在山上艰苦施工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1970年2、3月间,率先进山施工的部队,是我师12团。这是一支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红军团队,1969年之前驻守伊犁新源县,后调防南疆新河县,还没有盖好自己的营房,就接受了修筑独库公路的任务,开进了天山深处。
    1970年6月,正在小木孜力克大坂南北两侧施工的12团遭受了几天几夜暴雨暴雪的袭击,山南暴雨冲毁了初通的道路,山北则被1、5米的积雪覆盖,在北侧施工的12团2营被积雪围困,孤立无援。12团指战员与雨雪灾害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终于挺过了灾害的袭击,顽强地坚守在筑路工地,灾后立即投入到新的施工战斗中。为了报道12团抗灾的事迹,灾后1个月,政治部领导指派霍炳高付科长带着杨大勇干事和我,前往12团采访。
    在听取了团政治处领导的情况介绍后,我们决定先去施工任务最艰巨,受灾也最严重的2营。团里派了宣传股的薛自力干事陪同我们,并有一名战士牵了一匹骡子驮背包。
    2营是在整个施工工地向北延伸的最前沿,到2营去,要徒步翻越小木孜里克主峰下一道海拔3、4000米的山脊,我们沿着山脊的南坡,向上攀登,途中经过一个叫“小涝坝”和“大涝坝”的地方,“大涝坝”在上,方圆6、7百米,“小涝坝”在下,方圆不到一百米,高低差20米左右,一廉瀑布将两个涝坝连在一起,涝坝旁是松林和草场,坝中水如明镜,将蓝天白云,雪山松林倒映在水中,我们被这美景惊呆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开发成新疆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山南侧由于地势陡峭,公路设计是螺旋形攀缘而上,施工部队按照连的建制,由下而上分段层层铺开,有的地方路基已经成型,有的地方则正在开掘。工地上战士们都在紧张地施工,手中的工具仅仅就是十字镐和圆锹,实施爆破打眼的战士用的是钢钎和铁锤,运送土石方的工具只有小推车和排车。如此浩大的工程,用的竟是如此简陋的工具!“没有机械?”霍付科长问。薛干事答道:“我们是步兵团,哪来的机械?就靠人工干。”
    在离山顶7、800米的地方,草地消失了,5、60度的坡上尽是风化碎石,每向上踏出一步,脚下的碎石就向下滑落,踏一步退半步,使攀登更加吃力,这时海拔已有3000多米,我们几个都大口喘着粗气。霍付科长是个胖子,远远落在后面,累得已经筋疲力尽,牵骡子的战士回到他的位置,让他拽着骡子尾巴向上爬。翻越山顶之后,尽收眼底的是一条大峡谷,谷底奔腾着一条雪水河,2营的工地在河左岸上方一线铺开,足有十几公里长。
    从南侧山脚下翻越过来,我们走了4、5个小时,到达就近施工的4连连部,正赶上吃午饭。连里事前接到通知,已有准备,为我们端上了饭菜,主食是馒头,菜是一盘盐水煮黄豆,一盘凉拌辣椒。我看看一旁蹲着吃饭的战士们,一个班围着一盘黄豆,狼吞虎咽地吃着手里的馒头,看来这盘凉拌辣椒已经是对我们的特殊招待了。“平常就吃这些吗?”我们问。连长说;“这还算不错的,困难的时候,只有苞米糊和酱油拌辣椒面。”连长接着说:“汽车从山外将给养运到南侧山脚下,在北侧施工的2营各连要组织人员下山背回来。有时山外给养运得不及时,我们就会断顿。由于运输的困难,每次新鲜蔬菜都不多,吃几顿就没有了。为了不耽误施工,我们都是坚持白天施工,晚上再下山背给养,每次回来都要到夜里12点左右,第二天还要干活。”
    听到这里,我们的筷子都不忍再伸向那盘凉拌辣椒。我们来时那段路爬了4、5个小时,还累得要死,战士们干了一天活,几个小时就要打个来回,还要负重爬山,他们的坚韧精神顿时令我们折服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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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07: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从4连出来,不时经过一个个施工现场,有一处叫老虎嘴的地方,悬崖绝壁下就是那条雪水河,在离河面4、50米高的绝壁上,刚刚打通一条只有30厘米宽的小道,是战士们从上百米高的崖顶上用绳子吊下来,用钢钎铁锤打眼,一炮炮炸出来的。我们脊背贴着崖壁,一步挪一步地过了那段令人胆战心惊的小道。
    北侧的峡谷海拔高于南侧山下,气温明显要低很多,战士们大都穿着棉衣施工,一路上,看到很多战士的棉衣都破了不少洞,露出点点白色的棉花。路过机枪2连时,连长李晋北就穿着一件露出斑斑棉花的棉衣。这个脸膛红润,高大魁梧的陕北汉子,父亲是老红军。他头戴安全帽,肩扛十字镐,腰里捆了一道草绳,他身后的兵们也像他一般装扮。他和薛干事是同年兵,很熟,用陕西话打趣道:“首长来视察啦,看厄们山北游击队,咋个相?”
    当晚我们在营部宿下。夜里下起了小雨,第二天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雨中部队仍然坚持施工。营长的脸和天空一样阴沉,他对我们说:“山里气候多变,经常下雨,可是工期太紧,下雨也不能停工,施工连队的干部战士们太遭罪了。这里打不到柴火,同志们棉衣湿了,没有柴火烤,只好把湿棉衣垫在身子下面睡觉,用身体的热量烘一烘,第二天半湿不干的又穿上去施工,很多战士腰腿疼。”
    在营部,营长和教导员给我们讲起了抗雪灾时的情景

    6月,山外已是炎热的夏天,可天山深处的气温却还和春天差不多。中旬,先是下了点小雨,接着气温骤降,暴雪不期而至,越下越大,连着下了好几天。开始那两天积雪只有小腿深,以为下下就停了,没想到最后一天简直就是倾缸而泄。由于部队驻地的帐篷都扎设在地势比较平缓的地带,峡谷中的飞雪随着风势,向平缓地带堆积,绵延分散驻扎十几公里的2营5个连队和营部,都被1人多深的积雪围困。即使是一个连队的驻地,班和班之间,排和排之间,连部和各排之间,都无法取得联系。

    当时通讯尚未中断,团首长告诉2营,山南遭受暴雨灾害,道路毁损严重,支援部队即使接近山顶,也无法通过积雪的阻隔到达2营。团首长要求2营先行自救,团里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援2营。
    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被大雪围困的部队安全遭受了几个方面的威胁:一是驻地上方的雪崩随时都会发生,其实这之前已经发生了几次小的雪崩,有一个班的帐篷被掩埋,牺牲了一名战士,其他人获救。二是许多帐篷被大雪压垮毁损,事前又没有准备御寒的柴火,寒冷在侵袭着干部战士的肌体。三是粮食快要告罄,剩下的粮食即使吃稀的,也只够支撑2、3天。
    各个连根据营团的指示都开展了自救行动,首先打通连排班之间的通道,逐步清除驻地的积雪。战士们像挖战壕一样,在一人深的积雪中,挖出了一条条雪壕,使所有的帐篷都联通起来。其次是修复和加固所有的帐篷,并派出专门的哨兵,随时观察驻地上方积雪的动态,以备雪崩发生时能及时撤离。三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拆卸了部分床板,烧火取暖。四是做最坏的打算,尽量节省粮食,争取能多支撑几天。

    1天,2天,3天,由于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条件,团里几次救援都无功而返。2营有的连队粮食已经告罄断顿,指战员们顽强地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煎熬。对2营的危情,师团首长心急如焚,经汇报请示军区和军委,由空军实施空投救援。
    5天后,一架空军的小型运输机飞临峡谷上空。由于峡谷间距太窄,当时的气象条件也不太好,飞机只能在峡谷两侧山峰的上方实施空投。当飞机投放救援物资时,底下的2营干部战士都欢呼跳跃起来。但是大部分挂着降落伞的物资却被山谷上方的气流吹到山顶上,有一些甚至吹到山背面去了,只有少数几件落在驻地附近。第二天,飞机冒险降低了空投高度,大部分物资都准确的落到了预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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