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果出现高科技产品禁运和“断供”,则应当抓住时机填补市场空缺,发展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和生态。 不论此次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和企业制裁最终演变出怎样的结果,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内生性技术供给,同时积极争取扩大外源性技术供给,这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快培养内生性技术供给方面的一个有益案例是中国超级计算机产业的发展。2015年4月,美国商务部以使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中国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被用于“模拟核爆炸”为由,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至强”(XEON)处理器,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但是到了2016年6月,使用国产“申威26010”处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在国际竞赛中夺得世界第一,突破了美国禁售至强处理器对中国超级计算机行业的遏制。 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以软产业为主,而中国以硬产业为主的互补格局下,外国成熟产品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其价格和技术优势对中国的相关软产业和软性制造行业形成全面压制,中国相关产业没有市场空间,很难形成成熟产品和配套的生态系统。 如果外源性技术供给受到抑制,同时也是外国产品让出了其长期占据的市场,给中国相关产业留出了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将战略风险转化为战略机遇的重要基础。早在美国禁售“至强”处理器时,美国一位超级计算机专家就评论说,从长远来看,美国的限制将对中国芯片制造商有利,对美国企业不利,因为“这会激励中国人开发自己的技术,美国制造商则会被认为不可靠,满足不了外国订单的需求。” 中国技术、中国产品要实现进口替代,填补国外产品让出来的市场空间,就需要实现重点领域、重点技术自主创新,国、军、民分工协作是一个可行的思路。例如,国防科大在超级计算机、CPU等领域具备较强实力,华为、中兴等在5G网络、手机芯片和操作系统等方面技术雄厚,而阿里巴巴、腾讯等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已经成为全球领先企业。中国应当鼓励国、军、民三方在项目、技术、产权等不同层面加强协作,尽快实现重点领域、重点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外源性技术供给抑制。 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上,民用市场的开拓和替代难度最大,应当从军用、政府和特种行业入手,逐渐扶持国内技术和产品,形成一定的生态和竞争力后,再进入民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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