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遗骨因何永留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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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兵心网   来源：《党史纵横》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指示我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要妥善冷静处理此事。就此，中蒙两国展开了关于林彪以及机组成员遗骨归国的谈判……
迟到的报告
1971年9月14日早，刚上任20多天的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接到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的紧急约见，时间定在8点30分。这哪里是“紧急”，完全是“加急”。
额尔敦比列格向许文益通报：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蒙古国肯特省某地一架有中国标志的飞机失事，机上人员9人全部遇难，而且都是军人。蒙古政府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表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

   林彪坠机现场 彼得·汉纳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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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敦比列格刚一说完，许文益沉着镇静地表示：“我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情。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接着许文益明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清楚了解事件真相之前，我不能接受，但我可以将此事报告我国政府。”最后许文益说，“今天跟副部长第一次见面，虽然发生了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上失事的事情，我希望不会因此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请副部长考虑，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许文益立即召集使馆的领导干部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许文益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儿，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这样紧急的事，怎能耽搁？
常言道急中生智。这时许文益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这部专线电话是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总理柯西金曾借用这条中蒙电话专线向周恩来喊话，要求谈判边界问题，却被“造反精神”很强的我方接线员以“苏修头目”不配与周总理通话为由挂断。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不期而遇的来电“干扰”，周恩来遂下令停用这条专线。
火烧眉毛，许文益毅然决定承担风险，不经请示启用电话专线。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办公室的小贾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电话台却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
此时，蒙古方面已经安排了下午前往肯特省的专机，准备送使馆二秘孙一先等三人赴现场。但是，他们哪里知道，中国大使馆花了三四个小时竟然还没有和国内联系上。
许文益无奈，只好通过蒙古电话局给外交部打电话，说明有紧急情况报告，请批准使用专线。但蒙古的长途电话与电报一样效率低下，要了一个多小时才接通。外交部同意启用专线电话，费尽周折，才将消息传给国内。但是，因为没有等到批复，在蒙方的一再催促中，使馆以“等候国内指示”为由推掉了14日的行程。
以后的事实证明，由于完全不应有的技术障碍，中国大使馆错过了尽早赶往坠机现场的时机，导致苏联人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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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明言的国内指示
9月14日中午12时50分，时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姬鹏飞正奉周恩来指示召开部党组会议，讨论因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草拟了相关声明。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是一场“迟到的及时雨”。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他命令将这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9月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了。连日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下午2时左右，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王海容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电：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一个女的。机号：256。
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他感叹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周恩来立即指示：将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由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他报告这一消息。
1个多小时后，周恩来从118厅出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这天的晚餐，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从9月14日午夜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回去后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制定预防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分批的通报会到15日下午4时才结束。
至此，73岁高龄的周恩来几乎连续紧张地忙碌了整整3天3夜，中间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总共也不足5个小时。
当周恩来迈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大会堂回到西花厅时，等候在门口的邓颖超心疼地对周恩来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9月14日下午6时许，驻蒙使馆收到了国内电报指示，令许文益约见蒙古外交部，向对方转达：“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古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电报指示许文益尽量详细调查失事现场，拍照取证，如有骨骸应要求带回，有文件物品要求转交中方。写明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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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飞机失事已经过了约40小时，距大使馆接到蒙古方面的通知也已近10个小时。飞机是如何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机上人员是谁，蒙古方面不知道，身处第一线的中国大使对内幕也一无所知。国内有口难言，而且没有指示重点，使得大使馆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和被动。
额尔敦比列格听许文益说完，多少有点抱怨地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能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但你们说要等候政府指示，现在只能明天去了。现在你作为大使，应有全权去那里解决飞行员尸体掩埋问题了吧!你们对于9名乘员的尸体掩埋有何意见？”
许文益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比列格表示：“蒙古是没有火葬习惯的。在那里火化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回到使馆，许文益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如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将来在适当时候再把骸骨送回国内。9月15日凌晨4时15分，接到周恩来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日后将骸骨送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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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火化，就地安葬
9月15日早上8点，使馆联系蒙古外交部，询问起飞时间，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当地气象条件不好，暂时不能动身。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差——苏联人率先到达现场，取走了飞机上的关键部件——飞行记录仪、飞机航线图以及机尾的主发动机。当时，苏联人更感兴趣的是这架英国造的三叉戟飞机，他们对尸体的身份问也不问。
下午1时30分，蒙方外交部通知，可以走了。飞机于下午2时45分起飞，3时46分到达温都尔汗机场。这是一个红土压成的简易机场，距飞机失事地点不到60公里。
1个小时后，许文益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等大使馆人员和蒙方陪同人员乘汽车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察看尸体。
许文益与孙一先等人是分头查看的。由于没有任何背景知识，他们只记录了尸体方位，并把唯一的女性当成“年纪较大的服务员”。沈庆沂找到了一张空军大院的临时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照片，只有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由于沈庆沂和孙一先都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他们在国外，不认识林立果是正常的)而被忽略了。后来，孙一先想起刚才看到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机密的材料，他让沈庆沂回去拿，却被蒙方看守人员拒绝了。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向许文益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墓地要选在一个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利。许文益表示同意。最后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按他划定的位置挖掘墓穴。
回到温都尔汗的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为了酬谢蒙方的友好合作。许文益等人带上八瓶汾酒和几个罐头，到楼下餐厅与蒙方人员—起吃饭。双方工作人员边吃边谈。
席间，蒙古外交部领事司高陶布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许文益表示很想听听高陶布的意见。
高陶布说：“吃过晚饭后，我们一起商量吧。”
许文益提出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9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高陶布犹豫地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文益又提出：“死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散席时已是11时30分了，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于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
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我们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3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
许文益表示原则上同意，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许文益也正式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双方一直谈到凌晨3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9月16日，中蒙双方再次考察了现场。中午12时许，埋葬了9具尸体。按蒙古习俗，坟上应放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在遇难9人坟上放何物为好呢？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机翼放在坟上。但蒙方说那个东西太大不易搬动。随后许文益同意王中远的提议，请蒙古士兵把机尾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运到坟顶安放，以作标志。一切安排妥当后，许文益等人在坟前鞠躬致哀，表示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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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分歧导致遗物索要失败
9月15日晚和16日下午、晚上以及17日整个白天，中蒙双方就事件处理纪要，在温都尔汗进行了长时间谈判。许文益坚持要求明确失事飞机是中国民航客机，因为机身上有“中国民航256”的字样。但蒙方先是坚持该机是军用飞机，后来又坚持机上9人都是军人。许文益为了尽量争取主动，一定要申明9人中有军人，也有非军人，理由是其中一人(驾驶员潘景寅)穿着夹克，而不是军装。为了这个相关细节，双方争论不休。许文益意识到在温都尔汗拖下去，不能及时与国内联系是很不利的，他要求先返回乌兰巴托。但蒙方却有意要在当地解决纪要分歧，显然是一种要挟。9月17日下午5时左右，谈判破裂，双方人员登机返回。中方因此再也未能要回失事飞机的遗留物品，孙一先拍的照片成了中方在“九一三”事件空难现场取得的唯一物证。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9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周恩来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原来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9月14日，驻蒙古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离开使馆前得知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这个消息。这当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然后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及总部。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26人谁也不许扩散。
两个小时后，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两人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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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交涉遗骨遭拒
9月23日凌晨3时半，许文益接到国内指示：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并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我方。
当日下午4时，许文益紧急约见蒙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因副外长都不在)，按国内指示答复蒙方。
策伦朝达勒的态度又强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他反问许文益，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作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伦朝达勒还无理地要求说：“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文益针对策伦朝达勒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作出这个决定。希望蒙方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以及死难人员家属的要求，给以友好协助。”
策伦朝达勒说：“如果这个问题拖延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合适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他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他似乎感到这种威胁式口吻太露骨，又解释说：“蒙古政府必须研究了中国政府就此事所作的答复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给以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处理国际空难事故，哪有要求对方提供死者职务和照片的呢？误入就是误入，哪有非逼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呢？他们明白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些无理的苛刻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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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事件公开，放弃交涉
9月29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于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9具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在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
蒙方发布消息以后，其外交部刚提升为第一副部长的云登，在9月30日傍晚参加我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时，主动问许文益是否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那架飞机的消息。
许文益表示：已经读过，有些内容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对蒙方单方面发布消息感到遗憾。云登听后未作什么反应，只说西方电台的报道经常造谣歪曲，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澄清一下各种不正确的传说。在蒙方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位国防部的外事处长，此人对我国一贯比较友好，他私下里“咬着耳朵”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王中远根据国内指示的口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段插曲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方面的传闻和揣测中，似已在猜想失事飞机的死者里面有林彪。
在国庆前后，中共中央发出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在党内外逐级分批传达。所谓“中国政治之谜”已公之于众，真相大白。驻蒙使馆遵照中央指示，停止了向蒙方就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交还遗体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也就是说，林彪遗骨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蒙方继续安排许文益的到任拜会，并从11月底开始同我方进行陷于停顿的中国援蒙工程的谈判。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