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系列原创之一：梦回故乡

渝夫

梦回故乡之11：扁担宽，板凳长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每每听台湾女子流行演唱组合S.H.E的《中国话》，这段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总是让我会心一笑，思绪也不由自主地回到与扁担、板凳相伴的那二十年。

　　仔细想想，自己人生的前二十年，扁担与板凳确实是记忆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乡村最为常见的家具之一，板凳见证了农村孩子的成长轨迹，也是我们儿时必不可少的重要伙伴。

　　在我老家，板凳都是原木加工的，大致分为长板凳、短板凳、小板凳三类。大板凳配八仙桌，办酒席或来客人时使用；小板凳配小饭桌，用于解决平时的一日三餐；小板凳则属于机动力量，随拎随用，童叟皆宜。

　　对我们这些农村娃娃而言，五岁之前，小板凳意味着依赖，意味着温饱。

　　那时，每到吃饭的当口，我们光着屁股蛋子，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睁大眼睛，张着小嘴，像不会飞的小鸟一样，等着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喂饭喂汤。

　　大鱼大肉、牛奶饮料不属于我们的童年，各种形状的塑料凳子也与那时的乡村无关。唯有木头做的小板凳，才是我们最敦实、最可靠的依赖。

　　再等大一些，允许我们上小饭桌吃饭了。不过个头还小，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端坐在短板凳上，而是要半跪着，或者干脆站在短板凳上，否则就有夹不到菜、吃不饱饭的危险。

　　到了上幼儿班的年纪，我们从自个儿家扛去一条短板凳，像模像样地坐在没有课桌的教室里，听老师讲那些根本听不进去的aoebpm。

　　长到六七岁，我和小伙伴们开始疏远小板凳，与短板凳空前亲密起来。特别是到了霜冻时节，短板凳成了我们制造快乐的重要道具。

　　在封冻的水田里，一条四脚朝天的短板凳，几个的跃跃欲试小伙伴，或玩单人速滑，比谁的速度更快；或轮流坐在板凳上，其他人前拉后推，大呼小叫，玩的就是个心跳。

　　上小学一年级倒是不用自己带板凳了，但教室里足有两米的长条凳和与之配套的长条桌，还是让我们这些刚入校门的孩子大吃一惊。不大的教室里，八十多年孩子挤在一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壮观，真可谓挤挤一堂啊。

　　初一时，第一次享受一人一桌一椅的待遇。从那以后，离家越来越远，在老家呆的时间越来越短，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板凳也渐行渐远。

　　参加工作后，在走过的几个省份，住过的数个城市里，板凳成了稀罕物件，基本上难觅踪影。

　　扁担倒是偶尔看见。即便是在沈阳这样的省会城市里，不时也会出现肩挑竹筐的卖茶女。看她们肩上晃晃悠悠、颤颤巍巍的扁担，感觉她们像极了老家用扁担挑东西的女子。

　　诚然，我们老家没有让女子下苦力的不良传统。一般情况下，肩挑背扛都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只是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家里缺劳力的情况下，才会像男人一样拿起扁担去干活。

　　拥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扁担，是农村小伙儿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有什么扁担就用什么扁担，至于合不合肩、顺不顺手，只能憋在心里，说了也没人理你。

　　由于一直在上学，直到参加工作，我都不曾拥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扁担。

　　当然，作为一名左邻右舍公认的勤快孩子，我用过各种各样的扁担，杨木的，楠竹的，硬实一点的，弹性十足的，几乎都接触过；也用扁担挑过粪、挑过煤、挑过各种农作物。

　　只是我挑东西的动作不太符合标准，佝偻着腰不说，还不会麻利换肩。挑粪的时候，扁担不止一次从肩头滑落，两头的粪桶顺势滚落，摔得稀巴烂。

　　由于不得要领，扁担曾在我双肩留下深深的血印，后颈一度还留下一个硬包，多年以后才逐渐散去。

　　如今，在都市里偶尔看到用扁担挑货叫卖的流动商贩，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亲切，明明知道他们并非来自我的故乡，仍然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与此同时，耳边总会又一次响起《中国话》朗朗上口的旋律：“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

渝夫

梦回故乡之12：故乡的竹


　　老家温热多雨，是竹子的天堂。

　　尤其是在乡村，几乎每一个院落，每一户人家，都会栽种竹子，或茨竹，或楠竹，或斑竹，或成从，或成片，或漫山遍野，傲然挺立，郁郁葱葱，散发着无限生机。

　　因为竹子的缘故，故乡有许多与之相关的地名：竹溪，茨竹沟，斑竹上……不用亲自前往，听听这些富有诗意的名字，就可以恣意想象这些地方的竹子生长得有多茂盛。

　　竹子实在是种既美观又适用的植物，尽情装扮着故乡的美丽乡村，也无私奉献着丰富的竹类产品。

　　在我这个吃货看来，最接地气、最原生态的的竹类产品，也许应该首推脆生美味的竹笋。

　　出笋时节，新生的竹子刚刚露头，大人们会拿来坩钵、瓦盆等器物扣在上面，再压上石块，等上一些时日，就会收获更粗更多更嫩更好吃的新鲜竹笋。

　　竹子可谓周身是宝。竹笋可食，笋壳可制作鞋样子，竹枝可制作上好的条帚；竹干的用处最多，既可当作建筑材料，亦可制作扁担，还可破竹成篾，进而加工成各式各样的竹编制品。

　　能顺利破成篾条的，当数茨竹。因为有了它，我的山乡老家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盛谷物的箩筐、颠杂物的簸箕、装东西的撮箕、过滤水的筲箕、晒粮食的斗篬、去杂质的筛子，还有背篓、凉席等传统农具或生活用品。

　　说到竹制品中的箩筐，不得不说说它除盛装谷物之外的另一个绝妙用处：当婴儿床使用！

　　大集体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婴儿床一说，不少人家就地取材，往闲置的箩筐里铺一些破棉絮，把还不会爬的婴儿往里面一放，大人们该出工出工，任由小娃儿在里面酣睡、哭闹甚至拉屎拉尿，收工回来再作理会。

　　听老妈讲，大哥二哥都是在箩筐度过了婴幼儿时期。而二姐、我和小妹就幸运了许多，至少有哥哥姐姐代替父母照看着。

　　编织竹制品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往回追溯三十年，老家还有靠编制竹具为生的篾匠。他们心灵手巧，仅凭一把弯刀，就能轻而易举把一根根竹子劈成一根根篾条，然后用双手飞快地拉、撬、编、织，篾条上下翻飞中，一件竹制品就诞生了。

　　逐渐模糊的记忆里，似乎并没有专业篾匠的影子，倒是我的家人亲朋和左邻右舍，让我见识了啥叫基本生活技能。

　　在我的印象中，老家的成年男子，几乎都会编织箩筐、筲箕、撮箕等农具，个个信手拈来，人人轻车熟路。

　　而历来笨手笨脚的我，自然不会这些技艺。没人教过我，自个儿也没认认真真学过。如果长期生活在农村，或许不至于没饭吃，但我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农民。

　　每每想到这些，一直自称农民儿子的我总会倍感羞愧：一个连竹编都不会的家伙，有什么资格自诩为农家子弟？

　　也罢，既然不会竹编，还是别扯与之相关的话题了，说说老家一处堪称渝东竹海的美景吧。

　　这片竹海位于重庆开县岳溪镇西北部柏竹村，俗称为善字竹海，海拔850多米，面积2800余亩，加上附近的天然林，总面积超过15000亩。

　　这里竹海涛涛，溶洞成群，山青水秀，空气清新，还有非常神奇的吼泉，是一个回归自然、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上小学期间，我和同学们结伴去过善字竹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时，虽然还不懂得欣赏竹子“风来笑有声，雨过净如洗”的意境，但对其“生挺凌云节，飘摇仍自持”的风采，已然有份痴迷了。

渝夫

梦回故乡之13：云里去风里来


       一

　　2011年秋，带妻儿回故乡看望父母。几经周折，从镇上搭摩托车往山上的家赶，碰巧遇到流动着的浓雾。

　　摩托车在云雾里穿梭，在北方长大的儿子眼界大开，大发感慨：“我怎么感觉自己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呢？”

　　雾，是故乡的精灵，温柔活泼，飘逸浪漫。

　　起雾的日子，站在老家的山梁上，只见乳白色的浓雾像长了脚一样，轻柔地从河谷地带出发，顺着山势，借着风势，快速地往上蔓延，一眨眼的功夫，散落在山坡上的院落和梯田便没了踪迹。

　　曾经现场目睹峨眉云海，也曾坐缆车如大侠一般在云雾间飘过，但我还是更喜欢故乡的雾，更怀念浓雾庇护下的山村田野。

　　我承认，这只是现在的想法。小时候，我讨厌浓雾，也吃尽了在浓雾里赶夜路的苦头。

　　那时的雾浓得出奇，化不开也推不动，能见度不足一米，两个相向而行的人碰撞在一起也毫不稀奇，甚至连汽车的远灯也无法穿透雾的屏障。

　　行走在浓雾里，会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这样的雾，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如一层密不透风的巨型外罩，压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故乡的雾就是这样，若有若无，或浓或淡，犹如来有影去无踪的智者，默默地告诉世人：爱恨无常，永恒不在，所谓恩怨情仇，不过是一时的感悟或期许罢了，唯有自我的清醒，内心的平静，才是灵魂涅槃和心境平和的不二法则。

　　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故乡的风雨雷电，我认为“刚烈”最合适了。

　　故乡的风雨是相伴而生的，往往是风吹雨落，风生雨起，特别是下暴雨时，雨如瓢泼，风如狼嚎，一个比一个狂野，无所顾忌，势不可挡。

　　小时候，害怕暴雨，吓得不敢出声。大人们也怕，经常看到他们拿出一个木制洗脚盆，倒扣在地坝上，把宰猪草的刀狠狠地剁在上面，说是要吓走暴雨。

　　当然，儿时最怕的还不是暴雨，而是雷电。

　　雷雨时节，听着或沉闷或清脆的惊雷，看着比电焊光还要刺眼的闪电，心里总会掠过阵阵恐惧，生怕闪电瞬间落到自己头上。

　　在老家，“遭雷打”是句恶毒的咒语，只要不把事情做绝，一般不会遭此诅咒。如果听到某人大骂“你个遭雷打的”，不是骂人者气昏了头，就是被骂者做过了分。

　　也有人拿此发毒誓，诸如“如果我撒了谎，让雷打死我”之类。

　　年纪尚幼时，听到这些叫骂或发誓，觉得很严重或很庄重。长大了才明白，这不过是嘴上把戏，说与做，很多时候都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或许可以这么说，雷本无辜，人却无聊。

　　三

　　我是个伤感音乐的嗜好者。忧郁的，悲伤的，伤情的，无助的，绝望的，都是我无须言说的喜爱。

　　不怎么喜欢歌手王杰，却爱听他的《英雄泪》，尤其钟爱那句“云里云，风里来，带着一身的尘埃”。

　　我有过英雄情结，却没做过真正的英雄，但自以为是以为了解英雄的苦衷。英雄的辛酸，典型的的不易，一再让我心生感慨：做个凡人，其实最好。

　　有点离谱的是，每每听有些悲壮的《英雄泪》，我会想到故乡弯弯曲曲的山路，想到那些靠一双脚板、靠一身虎气征服过的山乡小路。

　　故乡的山路，既有羊肠小道的逼仄，亦有华山险道的凶险，平原地区长大的朋友，不必说亲自走一走悬崖峭壁上的小路，单是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的陡峭岩壁，也会吓得胆战心惊，继而干脆闭上双眼，任由一颗心在那里怦怦乱跳，根本不敢一路正视。

　　可以大吹特吹的是，在险峻的山路面前，作为山乡长大的孩子，我不曾有过一丝的畏惧。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可以连夜一个人独自走十多公里的山路去给亲戚报告亲人去世的消息。

　　必须坦白，故乡的山路也曾让我再三出丑。特别是雨中或雨后的山路，或滑得要命，或泥泞不堪，稍不注意就摔个四脚朝天，半天缓不神来。

　　上高一时，从学校回家参加完二哥二嫂的婚礼，天还没亮，我一个人摸黑冒雨赶山路到镇上坐长途汽车，结果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全身沾满了泥水。

　　奇怪的是，我并不痛恨山路，反而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山路给了我征服困难的勇气。

　　十年前，去华山探险，同伴们要么半途而废，要么避险就易，唯有我，顺利而完全地征服了“华山三险”。

　　面对险峻的华山，心里多少也有些打怵，但想想年少时走过的崎岖山路，心里便有了底气，进而豪气顿生，一切困难都成了纸老虎。

渝夫

梦回故乡之14：火把，给黑夜一双眼睛


　　行走在华灯摇曳、彻夜通明的都市里，匪夷所思地思念火把，思念年少时在故乡山村使用过的火把。

　　三十多年前，手电绝对是偏远山村的稀罕物件。即便买得起外壳，不菲的电池开支还是让大多数人家望而却步。

　　老家一带，手电被称为电筒。那时的电筒都使用电池，山村也看不到即充即用的电筒，原因很简单——尚未通电。

　　没有电筒，火把便成了走夜路的必需品。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的火把并不像影视作品中那么讲究，不用油，不用布，更不追求形状，而是就地取材，有什么用什么，怎么方便怎么来，只要易燃、明亮、耐风、持久就好。

　　最简易的火把，应该是干枯的稻草了，也就是老家所称的枯草。需要的时候，把一小捆枯草简单扎一扎，让其更为紧实耐燃一些，之后就可以作为火把使用了。

　　枯草火把的燃点很低，几乎一点就着，照明效果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燃得太快，不一会儿功夫就得烧得一干二净，只能提前多备一些。

　　如此这般，枯草火把只能适合走较短的夜路。

　　同伴较多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使用枯草火把。一人怀里夹一捆枯草，接续供应，随取随用，确保火把不会熄灭。

　　如果一个人要走较远的夜路，最理想的火把，当数葵花梗。

　　在我老家，把葵花叫做万红，葵花梗自然成了万红梗。这是一种非常适用的火把原料，轻盈，耐燃，烟小，明亮，绝对是火把中的上品。

　　万红梗火把好用，但制作工序却比较麻烦：先要泡在水田或堰塘里，沤到发臭脱色捞出来，再用手把里面的填充物抽出来，之后自然晾干。

　　加工完的万红梗中空、白色，有一股自然的清香味，拿它当火把走夜路，脸上有光，心里也非常托底。

　　诚然，万红梗也不是万能的，它一样经不起风吹雨打。

　　刮风的夜里，或漆黑的雨夜，使用火把是一件闹心事，稍不注意，火把就会熄火，接下来也就只能摸黑前进了。

　　因为这个缘故，山里人大多练就了摸黑走夜路的本领——就算伸手不见五指，也能凭着记忆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熟悉路况，知道哪里有沟沟坎坎，否则，就有可能发生跌落山崖的意外事故。

　　关于火把，我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跟着哥哥姐姐或与小伙伴们一起，打着火把结伴去数里之外的地方看露天电影。

　　九十年代初，老家一带终于通电，可以充电的电筒、矿灯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燃烧了数千年的火把终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至今，每每看到电影电视作品出现火把，心里总会掠过一阵温暖的感觉。行走在灯火通明的都市夜里，也会经常想起那些用过的火把。

　　火把，给了黑夜一双眼睛，亦让我记住了回乡的路，至死都不会迷途。

渝夫

梦回故乡之15：那些无人知道的小草


　　说起来惭愧，身为农家子弟，长在山野乡间，我能叫上名的野菜野草少之又少。

　　偶尔回乡探亲，在田间地头或路边看见儿时采摘和食用过的野菜，或是见到当年作为猪牛饲草割掉并装进背篓里的野草野菜，心里甭提有多亲切，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甚至手直痒痒，掐一小段含在嘴里，轻轻地咀嚼，静静地品味，那些渐行渐远的苦涩，那种苦尽甘来的喜悦，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咀嚼野草这个习惯由来已久，但源于何时，确实记不清了。大致是在上小学之后，或者更早，反正每当行走故乡崎岖的山路上，只要没负重前行，我都会随意在路边掐一小段野草放进嘴里咀嚼，独自体验那种涩涩的味道。

　　那时，我和小妹同在村小就读，天天结伴而行。见我这个幺哥总吃野草，小妹自然会阻止，说野草上有灰尘，还说有的野草有毒，小心吃出麻烦。

　　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邻家女孩自作主张换了学校，成为我和小妹天天同行的校友，并与小妹结成同盟，共同扼杀我咀嚼野草的嗜好，结果收效甚微。

　　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趁她们两个不注意，我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采摘咀嚼路边各种各样的野草。

　　若干年后，邻家女孩成为我的老婆，我这个嗜好还顽强地生存着，任由她怎么提醒警告，总也改不掉。

　　再后来，随着工作岗位的一再调整，生活的城市越来越大，我远离了乡野，也没了咀嚼野草的机会。只有外出游玩或回老家探亲时，才能偶尔和我偏爱的野草来一次比湿吻还要亲密的零距离接触。

　　实在讲，我也弄不清自己为啥偏好咀嚼野草。最靠谱的解释，可能还是对故乡的怀念，或是对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永恒课题的下意识反应。

　　某种意义上，“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老话还是很有哲理的。或者不如说，每一个人，无论富贵贫穷，还是尊卑贵贱，对于浩淼宇宙和茫茫人海而言，都是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生死枯荣，繁茂落败，只是一个被人为放慢、拉长、夸大的瞬间而已，放在大到虚无的时空里来衡量，世间的所有人和事，或许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这一点，在山川原野存在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野草，显然比我们人类更懂得生存之道：朴素低调，不羡奢华；顽强地扎根泥土，淡然地伸屈自如；尊崇自然法则，直面自生自灭…

　　关于野草的这些感想，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体悟，我还是个山里孩子的时候，除了充饥和下意识地咀嚼品味，野菜和野草更多则意味着劳动和汗水。

　　山里的孩子早当家，从五六岁开始，我们就在大人的安排下干这干那。当然只是些力所能及的轻活，比如扯猪草，比如割牛草，总之十有八九与山野里见风就长、取之不尽的野草野菜有关。

　　扯猪草、割牛草都是女孩儿们的强项，对我们这些男娃儿来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除了手脚没女孩子利索，关键是我们太贪玩，总是静不下心来去找、去掘、去割那些野草野菜，一出家门，把背篓一放，镰刀一扔，忙着爬树找鸟蛋，或是到小河沟里抓鱼虾扳螃蟹，把大人交待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

　　等到该收工了，或是听到大人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叫声，才匆匆忙忙地胡乱割一些不合格的猪草或牛草装进背篓里，忐忑不安地背回去交差。

　　并不是所有野菜野草都能喂猪养牛，而是要有所选择，其中一个基本功，就是要学会识别那些有毒的植物。这方面，女孩儿比较细心多，也很少犯错，而我们这些粗心贪玩的男娃儿，为了完成任务，时不时地滥竽充数，害得大人们必须另费功夫去细细挑选，以防不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人开始要求我们这些男娃儿跟岁数稍大一些的女孩儿一起出去扯猪草割牛草，并且声明不许脱离组织单独行动，要同去同回，以达到监督我们的目的。

　　对于大人的这些要求，我们自然是反感的，女孩儿们也不以为然，因为她们压根不稀罕跟我们这些男孩在一起。如此这般，大人的硬性要求就成了一句空话，一到野外，男孩女孩自动分开行动，互不干涉。

　　一而再、再而三地完不成任务，大人们急了，非常强硬地给我们下达硬指标：背篓里的猪草或牛草必须装满压实，最好还要冒尖，否则家法伺候！

　　高压之下，我们不得不把玩心暂时收敛起来，像女孩儿们一样全力寻找和割草。

　　可时间一长，玩心又起，完不成任务的现象一再出现。

　　有一次，因为玩过了头，又怕回家挨打挨骂，我和几个小伙伴不得不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把背篓下半部分空出来，往中部偏上的位置横放一些树枝荆条之类的东西，再把数量有限的猪草牛草放在上面，伪装成很多的样子，企图蒙混过关。

　　不料有位兄弟忙中出错，或者是故意为之报复家人，竟然用长满利刺的荆条作为伪装材料，结果把大人的手刺伤了，换来一顿结结实实的胖揍。

渝夫

梦回故乡之16：推磨记


　　“推磨，摇磨/推粑粑，请噶噶（外婆）/推豆腐，请舅母/舅母不吃菜豆腐/要吃隔壁的老鸡母/炖又炖不耙（软），煮又煮不熟，守到鼎罐哭……”

　　这首儿谣，儿时肯定是熟悉的。哄婴儿入睡时，教孩子推磨时，妈妈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哼唱它。

　　对那时的农村孩子来说，这首儿谣，是母亲用心良苦的言传身教，是真正意义上的潜移默化，更是一份浓烈而含蓄地爱的表达。

　　在我看来，推磨只是这首儿谣表达情感的一个外壳。其内核，是要提醒孩子们别忘了请年老无牙的外婆吃软乎可口的粑粑，别忘记请不爱吃菜豆腐的舅母吃营养丰富的老母鸡。这也是母亲们极力想让孩子明白的人生道理：莫忘亲情，传承孝心，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时过境迁，如今老家已很难见到石磨的影子，推磨的情景亦成为遥远而模糊的画面，只是偶尔出现在我的思乡梦里，隐隐约约，难以触摸。

　　我没见过外婆，自然没有“推粑粑，请噶噶”的经历。好在我有一位从不挑食的舅母，年少时也经常推磨。至于油盐两全的菜豆腐，小时候也吃过，感觉味道还不错。而用鼎罐炖老母鸡，则纯属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事。

　　暂且抛开与吃有关的话题，还是说说推磨那些事儿吧。

　　首先得介绍一下当年每家都有的石磨。

　　老家的石磨，大抵由四部分组成：两扇尺寸相同、短圆柱形、中间带有磨眼、咬合面分别錾有排列整齐的磨齿的磨体，比磨体面积更大一些、呈圆勺形形状的磨槽，两摞重叠并平行排列、用于安放固定磨体和磨槽的条石，外加一根用绳索吊在房梁上、方便推拉石磨的磨爪。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的石磨是古老的，其制作工艺和使用方式都非常原始，全靠人工操作，从来就没见过用驴拉磨、用牛推磨的场景，更没见过靠水车自行带动的水磨。

　　1990年之前，老家还没通电，除了把稻谷送到靠柴油机发电的面房去壳成米，其它需要深加工的粮食，全部交由原始的石磨来完成。

　　自然而然的，推磨就成了山村居民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门技巧，也成为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的生活技能。

　　倒也没人专门教，全靠耳濡目染。大人或大孩儿推磨的时候，四五岁的小孩儿会在一边看，下意识地模仿那些推拉动作。长到六七岁，个头还够不着磨爪哩，自个儿就跃跃欲试了，缠着大人或大孩儿，非要亲自试一试。

　　这样的要求，不仅不会遭到拒绝，还会得到极为耐心的指导。如果个头过于矮小，双手够不着磨爪，大人或大孩儿们还会把连接磨爪的绳索放低到适当高度，直到小孩儿能够顺利推拉石磨为止。

　　先是学着玩，学着学着，大人或大孩儿就彻底放手不管了，开始把推磨的任务交给技术越来越熟练的小孩儿，他们转而去忙别的活路。

　　等到小孩儿意识到推磨的辛苦，想撂挑子不干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那时候，不坚持真不行，不坚持自个儿就会没饭吃，还会连累全家人挨饿。这么大的责任，即使还是孩子，我们一样辜负不起，唯有咬牙扛起来。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和二哥二姐一起，或者独自用石磨推干包谷面，一推就是个把小时，一推就是一二十斤。这是全家人必不可少的口粮，也是喂养过年猪的重要饲料，一点也不能耽误。

　　推磨是个力气活，推久了，小臂会发酸；时间再长一些，胳膊会酸涨；再久一些，双腿也会发软僵硬。

　　最理想的推磨组合，是由三个人组成，一个负责往磨眼里放粮食，另外两个并排而立，各自把住磨爪的两边，合力推拉石磨。推磨的累了，可以去放粮食，这样循环轮流，谁都不觉得累，工作效率还高。

　　一般来说，推干货比推湿货要轻松许多。如果遇到推豆腐、嫩包谷、汤圆面、萝蔀粉、洋芋粉等湿货，一定要多找些帮手轮流上阵，否则准会累个半死。

　　也有累并快乐的时刻。

　　比如，推干辣椒粉时，由于加入了花椒、柑子皮等香料，推起来虽然有些呛人，但也香气四溢，在喷嚏连天中，别有一番情趣。

　　还比如，过年前推豆腐或汤圆面，因为有了穿新衣裳、吃嘎嘎（肉）、走人户等近在眼前、解手可及的期盼，我们这些孩子推磨的劲头就会格外充足，如打了鸡血一般斗志昂扬，从不叫苦叫累。

渝夫

梦回故乡之17：搭根板凳来煮饭


　　我们是挨过饿的一代，也是饿不死的一代。

　　挨过饿，很好理解。我们这些70后，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十有八九都有吃不饱的经历。

　　而饿不死，则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在挨饿的年代懂得了珍惜和拼搏，学会了小到煮饭炒菜、大到认真工作等起码的生活技能和生存态度。

　　对于很小就开始为全家煮饭这件事，其实我很不理解。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总排行老四，男孩里老幺。按照民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说法，我似乎应该受到更多宠爱或是偏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生活。

　　可父母没有给我这样的待遇，哥哥姐姐也没惯我这个臭毛病。大概七岁那年吧，也就是生父去世一年之后、母亲改嫁一年之前，我被赋予为全家人煮饭的重任。

　　那是1981年的夏天，土地刚刚承包到户不久，家家户户都把全部精力用在当年格外金贵的土地上，都想早点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我家自然也不例外。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领着16的大哥、14岁的二哥、11岁的二姐（因堂姐由我父母带大，我和小妹叫亲姐姐为二姐）下地干活，留下７岁的我在家煮饭，顺便照顾不到３岁的小妹。

　　由于生父去世，家里没钱并缺少劳动力，正上初中、成绩优异的二哥被迫暂时辍学，加入到了修理地球的伟大事业。

　　彼时，早已到上学年龄的我，则因村小没有一年级，眼巴巴地等着次年入学。

　　真想上学啊，做梦都想，一看见背书包的小孩就眼热，恨不得快点混过1981年。

　　当然，当时倒没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大道理，只求快点上学，以便脱离天天煮饭、顿顿煮饭的苦海。

　　那时，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被二哥叫起来，等他们出了家门，睡眼朦胧、迷迷糊糊的我开始煮早饭。

　　当年，我长得还算胖乎，但个头不高，够不着灶台，只能搭一根短板凳，颤颤巍巍地爬上去，站在上面完成洗锅、掺水、搭米、盖锅盖等煮饭动作。之后，再小心翼翼地从板凳上爬下来，坐在灶门跟前的小板凳上，用手或火钳往灶堂里添加柴火。

　　一顿饭煮下来，忙得满头大汗不说，还弄得跟大花猫似的，手上、脸上被烟尘搞得全是黑道道。用我们老家的话讲，这叫“花迷日眼”，很脏的意思。

　　但我顾不上这些，煮完饭，赶紧去叫醒小妹，手忙脚乱地给她穿好衣服，然后收拾桌子、准备碗筷、抓好咸菜，再跑到屋外，顺着母亲和哥哥姐姐干活的方向，大声喊他们回家吃饭。

　　一家人吃完早饭，母亲和哥哥姐姐又到田地里干活去了，我一边看着小妹，一边准备午饭。

　　期间，还要负责煮猪食和喂猪。如果轮到我家喂牛，还得忙里偷闲把牛牵到附近有草的地方，把牛绳放长一些，系在树桩或杂树上，之后飞快地跑回家继续忙乎。

　　在那个年代的山区农村，煤气没听说过，煤炭也是奢侈品，大多数人家缺钱花，根本用不起，只能用各种农作物的秸杆当燃料，或者从坡上割回杂草、砍回杂树，晾干了当柴火使用。

　　煮饭的时候，最闹心的事情，莫过于柴火没有晾干，塞进灶堂里只冒烟不冒火，搞得满屋浓烟，呛得咳嗽连连、泪花闪闪。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搭起板凳煮饭的时光，虽然辛苦，但也很有意义。至少，它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渝夫

梦回故乡之18：刨不完的麻洋芋


　　耐心这个东西，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要靠后天慢慢磨砺。

　　这样的人生道理，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磨难，像给土豆去皮这样不起眼的小活儿，干多干久了，就能达到板住身子、磨平性子的神奇功效。

　　还不信？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1980年前后，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的时候，每到夏秋两季，给土豆去皮就成了我白天的主要工作。

　　我们老家把土豆叫洋芋，给土豆去皮也就相应叫做刨洋芋。

　　之所以叫刨洋芋，是因为给土豆去皮的工具叫刨刨儿。它以薄洋铁皮为原材料，先切割成大约两寸长、一寸宽的不规则长方形，把一头磨掉毛边防止伤手，另一头微微卷起，并在磨刀石上稍加打磨即可。

　　又有人要问了：刨洋芋就叫刨洋芋好了，怎么非得还要加一个“麻”字？

　　这个有两层含义：一来洋芋含有茄碱，吃多了有些麻嘴；尤其是发了嫩芽或皮变青的洋芋，麻嘴麻得更厉害，还容易中毒；二来刨洋芋这活儿实在单调枯燥乏味，作为小孩儿，我们不敢对大人表示不满，只能拿似乎永远都刨不完的洋芋出气，在其名字前加一个“麻”字，暗暗表达我们的愤恨和不满。

　　那时候，老家农村的温饱问题还远未解决，大多数人家口粮总是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往往是红苕出来吃红苕，包谷熟了吃包谷，很应季但也很单一，填饱肚皮而已，根本没人去在乎什么营养均衡。

　　到吃洋芋的时节，我们这些还没上学、尚无能力到田地里干活的孩子，毫无疑问地就成了刨洋芋专业户，上午刨，下午刨，今天刨，明天刨，刨得愁眉不展，刨得唉声叹气。

　　那时缺肉少油，家人饭量大得惊人，每人每顿都要吃两三碗甚至更多煮熟的洋芋坨坨。这个刚性需求，转换成需要刨皮的麻洋芋，不是一水桶，就是一脚盆，绝对是定额定量，并且还要把水桶或脚盆装得满满当当，不留空隙。

　　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来说，实在算不上轻松；加之还总琢磨着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顺利完成任务就成了问题。

　　都说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身为群众后代的小孩儿们自然也不差。我和小伙伴们的开创性做法之一，就是把讨厌的麻洋芋皮刨七成留三成，俗称“打花脸宝儿”。

　　当然不敢明目张胆、成片连片地“打花脸宝儿”，而是用刨刨儿把多数洋芋皮刨掉，对那些故意留下、星星点点、或大或小的洋芋皮，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直接扔进装有清水的木桶或脚盆里。

　　这样刨出来的洋芋，口感自然不佳，大人们有时也说我们不认真，但大多数时候都睁只眼闭只眼。哥哥姐姐们也不多言，想必他们当年也是如此吧？

　　“打花脸宝儿”可以挤出一点玩的时间，但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玩心，于是就有了另一种开创性做法：把没刨皮的洋芋直接放入装入清水的木桶或脚盆底部，有时三分之一，有时更多一些，之后再在上面放满“打花脸宝儿”洋芋，企图瞒天过海。

　　现在看，这种开创性做法实在于大胆，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被发现、被打骂的几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好在父母历来温柔宽容，从不打孩子，也很少骂我们，最多也就是语气重一些。

　　还有更离谱的做法。应该是六岁那年夏天，刨得实在不耐烦了，或是遇到不好刨的洋芋，一扬手，一使劲，一个接一个，洋芋划着优美的弧线，快速飞入老屋跟前、地坝坎脚的那块水田里，瞬间没了踪影，一个水泡都不出。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当天的洋芋装不满水桶或脚盆，一家人吃饭时不够吃。父亲不知道真实原因，以为是刨刨儿过于锋利导致削皮过厚的缘故，很有耐心地对刨刨儿进行了再加工。

　　后来，犁田准备栽秧时，乡亲们在这块水田里意外发现不少没有刨皮、尚未腐烂的洋芋，我的偷懒之举才大白于天下。

　　母亲依然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轻言细语地给我了讲了一通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

　　而父亲什么也没说，怜爱地摸了摸我那被刨刨儿磨出水泡的右手掌，还拍了拍我的头，扛着锄头干活去了。

　　之后不久，父亲因急性阑尾炎去世，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不少，也明白了很多事理。无需母亲多说什么，我刨洋芋的态度越来越端正，速度也越来越快，“打花脸宝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终成为同龄人中的刨洋芋高手。

　　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改嫁到邻村，我们有了新家和新邻居。当我无意中展示我那高超的刨洋芋技术时，邻家女孩佩服得五体投地。

　　而这，据说也成为邻家女孩日后喜欢我、暗恋我、最终把我变成她老公的源动力之一。

渝夫

梦回故乡之19：弄柴也疯狂


　   关于“弄柴”这个叫法，曾经在一篇文字里作过未经考证的猜测：当年农村人多柴少，快意砍柴没有可能，四处弄柴倒是事实，杂草和松毛都用竹耙捞回家了，悬崖上的荆荆草草也通通不见踪影，光秃秃的，像极了那些头上不长毛的癞子。

　　这是我的切身感受，也是儿时弄柴岁月的情景再现。

　　相对于女孩儿们在行的扯猪草、割牛草，弄柴可是男孩儿们的强项。只需一把弯刀或镰刀，一个洋马或背篓，男孩儿们便可呼啸山林，驰骋山野，于山水间快意弄柴，在谈笑间手到擒来来。



　　做什么都讲规矩，我们这些山里娃弄柴，也要遵守一些不成文的约定。比如，除了自家的山林和田边地坎，不能到本村民小组其他人家的山林或田地附近弄柴。套用一句不太贴切的老话，这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否则麻烦多多，得不偿失。

　　当然，对我们这些弄柴的孩子来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几乎为零。一来那时我们年纪尚幼，没那个胆儿去挑战约定俗成的村规；二来我们习惯于结伴弄柴，三个一伙，五个一群，鲜有单打独斗的时候，既相互为伴，也互相监督，谁不也不会对侵犯自家山林的行为熟视无睹。

　　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为了完成弄柴任务，我和小伙伴们偶尔也会吃吃窝边草。但前提是刚好某个小伙伴们当天没来，并且是在玩过了头、不就近取柴不足以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我们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连砍带割，速战速决。


　　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乡邻们指桑骂槐的四处唠叨，还有父母们心照不宣的矢口否认，以及暗地里对我们的提醒警示。

　　作为未成年，我们显然经不起这样的心理暗战，只好转变战略战术，坚持舍近求远，尽可能地远离窝边草的诱惑。

　　除了不辞辛苦去国营林场偷偷弄柴，我们选择更多的，还是到邻近村民小组的山林里活动。比如双堡岭、梨树坪的山林，当年就经常被我们疯狂地袭扰扫荡。

　　那时，由于砍伐过度，老家的山林非常稀疏，稍有风吹草动，隔得老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到邻近村民小组的山林里弄柴，十有八九都会被人发现。



　　好在仅仅是被人发现而已。因为距离相对较远，我们有充足的撤退时间，根本不用担心被人抓住，可以有条不紊地完成既定目标。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这样做，邻近村民小组的孩子也不是吃素的。于是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段时间内，明明本村民小组没人到自个儿的山林里弄柴，但还是出现了杂柴被砍、树枝被剔的现象。

　　如此这般，我们便变得心安理得起来，再到邻近村民小组的山林里弄柴，胆子变得更大了，甚至能够在别人遥远的叫骂声中不慌不忙地爬树、砍柴，像在自个儿的山林里弄柴一样自由自在。


　　说到爬树这个弄柴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我不由得再次感到脸红和羞愧。

　　是的，我爬树的功夫很差，甚至可以定性为不会爬树。多数时候，看见小伙伴们手脚并用、十分麻利地在树上爬上爬下，我只有望树兴叹的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砍到最好的枝桠、弄到最好的柴火。

　　有一回，邻家女孩跟我们几个男孩一起去弄柴，见我不爬树，她竟然嗖嗖地爬上树，现场给我做起了示范，还说挺容易的，鼓动我也试一试。



　　我心里直突突，但又不愿在女孩儿面前丢人，壮着胆子、手脚颤抖地爬上一棵松树。眼看就要够着粗壮的枝桠了，脚下的桠杷承受不了我的重量，啪的一声断裂了，我一下失去重心，抱着树杆滑落到地上，腹部被树枝挂了两条一寸多长的口子，当时鲜血直流，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这段糗事，至今还偶尔被升格为老婆的邻家女孩提及和取笑。好在我脸皮够厚，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其实，在弄柴这个农活上，我的弱项不止不擅长爬树，还不会熟练地使用由两根“Y”字形树杈组合而成的洋马，多次出现人仰“马”翻的尴尬场面，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使用背篓。作为山里的男人或男孩，这无疑很丢人。



　　还是那句话，好在我脸皮够厚，不至于对以后的人生之路留下阴影。

　　现如今，由于人口大量外流，老家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当年稀疏的山林变得葱郁茂盛，上好的柴火随处可见。

　　不知该庆幸还是该叹息，在我老家，现在弄柴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坚持留守山乡的父老乡亲，包括那些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孩子们，早就告别了四处弄柴的日子，普遍用上了各种电器或煤气灶。

渝夫

梦回故乡之20：远去的农活


　　我得承认，身为农民的儿子，或者说作为一个曾经在偏僻山村生活了二十年的农家子弟，自己并不合格。说得再到位一些，就是个冒牌货，或叫赝品。

　　这并非妄自菲薄，也不是故意拿自己开涮。我能熟练完成的农活实在太少，压根儿不会干的农活太多，如果做个种田种地、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就算饿不死，日子也会过得紧紧巴巴。

　　倒不是因为懒惰。从小我就是个勤快的孩子，也乐意向大人们学这学那，无奈天资愚钝，模仿能力太差，总是不得要领。用左邻右舍的话讲：这娃儿天生就不是干农活的材料。



　　言外之意，其实是说我笨手笨脚，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

　　他们这么讲，是基于三个方面的事实：一是我的小脑天生不够发达，肢体动作不够协调，以至于连爬树这样简单的技能都不能熟悉掌握；二是我在干农活方面的表现委实太糟糕，糟糕到笑料百出，惨不忍睹；三是我学习成绩尚可，经常拿奖状，糊满了家里的半面墙。

　　一对比分析，乡亲们很容易得出类似的结论或共识：这孩子，除了读书，别无出路。



　　对于此类结论或共识，父母是乐意面对和看到的。于是他们拼尽全部力气，供我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期望我考上大学，彻底扔掉锄头把把，从此走出大山，端上旱涝不愁的铁饭碗。

　　只可惜，我读的是当年不允许参加统一高考的职高。尽管我甘心就此被大学拒之门外，也十分努力地学习和全力争取，可最终还是失去了参加职高师资选拔考试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我没有随波逐流外出打工，而是选择留在家里，力争做一个不太一样的农民：既种田种地，又用新方法小规模养猪，还尝试着学以致用当乡村兽医。


　　结束了学校生活，我终于有机会全面接触农活，白天黑夜地忙乎，田里地里一把抓，还要走村串户去给牲畜治病，日子过得紧张、劳累而又充实。

　　于我而言，要学的农活实在太多了。

　　为了学会抬石头，就算双肩被杠子磨得血肉模糊，我也不叫一声疼，咬牙坚持向乡亲们学步伐、学号子、学换肩、学歇气，直到跟上别人的脚步，直到不拖众人的后腿。


　　为了学会打谷子，我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头戴草帽，赤膊上阵，一步一动地学习，直到合上他人的打谷节拍，直到能够顺利拖动半桶和转移阵地。

　　为了学会挑东西换肩，我尝试着使用不同的扁担，尝试着负重并在各种地形上调整扁担的位置，尝试着使用之前总是用不明白的打杵，直到后颈部磨出一个大包，直到能够随时原地换肩歇气。

　　那大半年，是我亲密接触土地的大半年，是我全方位体验农村生活的大半年，也是我深切感受农活苦累的大半年。


　　这大半年，让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懂得了什么叫汗水摔成八瓣，懂得了什么叫“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

　　更为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山区农村生活的不易，看清了扎根山乡创业的艰难，明白了贫困不必死守、人生可以迂回的生存法则，进而重新调整了生命旅程的前行方向。

　　转眼又过了二十年。

　　回首再看那大半年，回味那大半年繁重农活带给我的人生感悟，回望这二十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曾经的辛苦辛酸已荡然无存，深埋于脑海中的，唯有深深的怀念、淡淡的惬意，久久不能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