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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与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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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6 16:38: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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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主峰太白山

    秦岭与中国农业文明多样性互补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温度、湿度适中的气候条件。我国大陆基本处在北纬20度到北纬50度之间,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和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交接处,形成了典型的季风气候,适宜农业文明的发展。秦岭横亘于中国中东部,西起甘肃临潭县白石山,东经天水麦积山,穿越陕西,直至河南,全长约16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气势磅礴,把中国大陆分为南北两半。冬季,它阻挡西伯利亚的寒风南下长江流域;夏季,它阻挡东南季风气流进入黄河流域,造成了秦岭南北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史前时期,秦岭南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一是以中原黄河流域为核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华北旱地农业文明,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多种杂谷,辅以多种家畜饲养和狩猎等;二是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水田农业文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鱼猎、狩猎等。这种南稻北粟的基本格局已得到相关考古发现的普遍印证。

    南稻北粟的中国农业文明各有特色,又相互补充。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南稻北粟的农业文明就有了初步交流。从公元前3000年末期开始,南北农业文明的交流逐渐深入。至晚商时期,以殷墟为中心,大约已形成了半径600公里的文化区域。商周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的南北互补与联合更加密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逐渐占领渭河流域,成为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开拓者,其后,秦国从褒斜道翻越秦岭,吞并了富饶的巴国和蜀国,并修建都江堰。因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在地理及农业上的密切联系,致使古代一度曾将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并为“关中”。至唐代中晚期,江南的农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就曾经指出:“两大农业区(秦岭南北)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补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中国农业文明的多样性互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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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形成

    巍峨的秦岭造就了关中的雄胜。关中盆地“四塞以为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关中“四塞”之东、南、西三塞均由秦岭山脉所成,东边华山、王顺山、骊山,东延为肴山,横亘于黄河与洛水之间;南边太白山、终南山等,雄峙于关中平原的南部;西边岐山、陈仓山等,阻隔于关中西部。另外再加上尧山、黄龙山等逶迤连绵的北部山系,一起组成了关中四面环山的地形地势。在四周绵延起伏、层峦叠嶂的山脉之间,藏有许多雄关险隘。举其要者则有四处:东为潼关或函谷关,南为武关,西为散关,北为萧关。潼关是东部进入关中的天然防线,南依秦岭,北有渭洛并黄河之要,西有华山之屏,东面山峰连接,谷深崖绝,险厄峻极;函谷关则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咽喉;武关是关中的南方门户,建在秦岭南麓陕南商山的谷涧,悬崖深壑,号称“三秦要塞”;散关则西扼关中交通要道,南依秦岭山脉,乃蜀秦往来之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北方的萧关居六盘山东麓,控扼塞北通向关中之要道。因恃秦岭,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形成了“制内御外”的绝佳态势。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要领”、扼制了九州“咽喉”。
  秦岭形成了八百里秦川的肥沃富饶。秦岭北翼塑造了两条大河——泾水和渭水,秦岭北麓又发源了六条河流——灞水、浐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泾水与灞水等六条河流最后一并汇入渭水。八百里秦川即为八水的冲积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地势舒展平坦。早在《尚书·禹贡》中,关中之地即被列为最上等的土地。加上历代所修渠道,如秦国的郑国渠,汉代的漕渠、龙首渠、六辅、白渠等水利工程,以及汉唐诸运河的开通,关中平原的灌溉条件获得扩展,为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良条件。张良称关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史记·留侯世家》)。《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货殖列传》)。至隋唐时代,关中仍有“天府”美称。

秦岭的山林以及河流、湖泊不仅为关中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改善了关中环境,使得关中气候清爽,山水相间,风景如画。秦岭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关中山水也激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雅兴,仅一本《全唐诗》就留下诗篇百余首。

由于秦岭与关中的战略地理优势与富庶,关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地。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长安政治中心地位前后长达一千一百多年,成为我国建都时代最早、建都王朝最多、定都时间最久、都城规模最大、历史文化遗址最丰富的中华古代首要政治中心。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历史中都极其罕见。以致古人称秦岭为“龙脉”,称关中为中原的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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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与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塑造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这种观念来自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索。传说最早对自然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是庖牺(伏羲)氏。他创作了八卦,而八卦作为观察自然界和天人关系的一种理论思考,毫无疑问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但将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予以系统化的则是地处秦岭山水之间的西周王朝的周文王、周公旦。他们将数千年以来古人探索天人关系的成果予以凝练,形成论述天人关系的经典性作品《周易》。《周易》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成为历代思想家进一步阐述天人关系的主要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对天道的认识不同,儒家认为天道尚刚健,主张效法天道刚强的属性,而道家认为天道总是凭借它柔弱的一面生育万物,柔弱的方面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主张效法天道柔弱的属性。这两种观点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推崇仁义教化。这一观念起源于史前时代。夏、商时期,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向礼制方向发展。到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不但从制度上构建了宗法社会秩序,而且从行为规范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礼仪。周礼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德治与教化原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象征。周礼的具体内容经后人的整理与丰富,形成了《仪礼》、《周礼》、《礼记》三种典籍。春秋战国之后,它们成为不同时代思想家们阐述政治理想的重要根据。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在关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儒家文化发展演变中,关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用《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对知识分子进行熏陶,使他们熟悉经典所承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并让他们充实到国家的官僚队伍中。汉代所形成的经学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中又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相传老子曾在秦岭余脉终南山的楼观台讲授《道德经》。秦岭南北是早期道教重要的孕育地和传布地。唐代终南山楼观台甚至还成为“皇家道观”;宋代,陈抟隐居华山,精研道教;金代,王重阳在终南山创立全真道。全真道成为元以后中国道教的主要流派。秦岭还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摇篮”。秦岭西段有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开始凿刻,至今保留有雕刻194窟,佛像7000余尊,壁画1300余平方米,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秦岭中段的终南山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策源地。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终南山草堂寺创立译场,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秦岭又是中国佛教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源头。汉传佛教8大宗派中,秦岭及关中就集聚了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密宗6大宗派祖庭(若包括三阶教之百塔寺则为7大派别之祖庭)。秦岭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交融碰撞之所,闪烁着传统文明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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