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七”抗战八十周年之际读金一南文章：中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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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轻看中国，还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造不出来。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优于日本联合舰队，却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覆灭。1937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年代更为巨大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说过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

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这个“中国通”的这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痛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在中国搞化装侦察，穿着破烂扮作苦力，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石原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此人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1932年“1·28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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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经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短时间灭亡中国，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触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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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空前地动员与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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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却之六：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各自歼灭多少对手？……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一场军事冲突，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还是我的多？

这些问题争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现代国家学说奠基者霍布斯说：“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放弃权利开始缔约，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将自己的判断服从于集体判断，在此基础之上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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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同样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也讲了一句话：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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