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北的困境在哪里？这是最权威的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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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秋月圆时。几多欢喜几多愁。

彼处风景最好。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大型活动，这几日，在深圳如火如荼上演。

眩晕的场面，唯美的画风，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几乎忘记了40年前，这里是一个渔村。

               无人机的酷炫编队

南风暖、北风寒。

唱衰东北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

东北经济的衰落，很多人归结到东北人不行。
听到这句话，深圳的市长不干了。
很多人不清楚，早期深圳中高层官员多数是从东北去的。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辽宁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转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深圳刚成立特区，干部急缺。
广州人瞧不上这个100公里之外的小渔村。而东北，恰如今天的广东浙江上海，从东北就调去很多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仅市委书记、市长，就有吉林大学毕业的沈阳新民人厉有为、哈军工毕业的黄丽满、从辽宁锦西市副市长南下的李子彬、沈阳市委办公厅出身的李鸿忠、辽宁西丰县毕业于东北大学的刘玉浦、从哈工大副校长起家的马兴瑞，他们都出自东北，在东北出生或求学、或工作。
深圳市委常委最多的时候，有6人是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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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8年的全国主要城市GDP排名。
　　
排名城市 GDP值（亿）
1 上海 272.81
2 北京 108.8
3 天津 82.65
4 重庆 67.32
5 长春 51.2
6 哈尔滨 45.7
7 沈阳 44
8 广州 43.09
9 大连 42
10 武汉 39.91

十大城市，东北四大金刚均列其中。现在火的一塌糊涂的杭州、成都、青岛、南京、苏州，都不见踪影。

40年过去了。在2018年上半年的GDP里面，
东北城市里，大连最好24名，沈阳、长春、哈尔比均在30-40之间。

        2018年上半年部分城市排名（不含大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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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以来，东北经济比重几乎下降一半

怎一个惨字了得！

问题来了，为什么东北衰落了，而深圳崛起了？
或者换句话，东北干部能把深圳搞起来，为何搞不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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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去过深圳的，都惊讶于深圳速度；到过前海的，都惊诧于前海模式。

很多人总结了一堆创新，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法治创新、人才管理创新……

壹刀理解，实际上就三句话，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弱、市场强，官员轻，企业家重。

在前海，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和开发区的企业人员，可以互相流动。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想象。毕竟，身份是中国最大的鸿沟。

在深圳，不要说华为、腾讯、万科等多家纳税超过300亿元的巨无霸，就是一般的企业，公检法工商、税务，也不是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必须有执法批准单。

企业家见政府官员，几乎随时，但反过来，政府官员要想见企业家，就得排档期了。
这和深圳的传统有关。

深圳早期的设立，很不规范，政府很小、部门很少、官员很“弱”。

深圳刚开放时，特区一共三个公社，南山、上步、罗湖。

开放之后，人口猛增、政府职能增加，需要很多干部，深圳的上级惠阳地区的干部，当时看不到深圳的未来不爱去；广东省直机关和广州干部不愿到艰苦贫穷地方去。

深圳在全国招聘干部，大批东北干部南下，抱团闯深圳。
深圳是一个真正的移民城市，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深圳商会，大家就合计一件事，怎样发企业搞好发大财。

在深圳，早期都是私营企业，大家都奔着挣钱去，很多小政府职员，自家也都有生意、企业。官员灰色经商几乎成为一个时尚，八小时以内忙工作，八小时以外忙自家事，去企业检查、罚款？自家事儿还忙不过来呢。

后来，很多人干脆下海。

部门少、官员少。中国的政府官员是根据人口比例来的。深圳虽然实际居住人口很多，但户籍人口较少，实际上，“官民比”较低，官员少。

在开发区，党委口的部门，像组织、宣传、统战、共青团妇……统统归到一起，叫人力资源部。主要编制、人员都在经济建设第一线。

办事易、规则明。在深圳，法律范围规定可以办的事情，在窗口基本上就可以办结；一些擦边球的事情，可办可不办的，基本上也能办，不过很多部门也是“明码标价”早年，当然，办不了，钱肯定会退的。

税赋低、负担轻。由于企业较多，税务部门任务繁重，税管员忙不过来；加上深圳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财政负担并不重，市长鼓励“放水养鱼”。壹刀去看到，黄金地段，有的店面上千平米的商业连锁，就交几千元卫生费、几万元税。
“十年前核定的，一直就没有涨过。也没有税管员来过。”

大家熟知的创新、改革，那种时间就是金钱的效率意识，不啰嗦了。

当然，现在的深圳，做大了，规范了，当初的活力也在逐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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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0年来，东北经济不断下滑。

归根结底，是改革的步伐慢了，和市场、法治的路子远了。
夸张点说，走了一条和深圳完全相反的路。

政府部门在不断膨胀、政府这只手的权力，还在不断扩张。
而企业一直在市场的艰难和政府的严管之间的夹缝里，艰难生长。

法制环境不佳。年初企业家毛振华，在网络喊话亚布力管委会，就是一个印证。

而一批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锒铛入狱（这几年东北地区抓的法院院长全国最多，有兴趣自行百度）。
每一个法官的倒下，都有一批冤假错案，都有一批企业家的艰难奔走。

政府机构急剧膨胀、政府强势。上面抓什么事儿，就设什么机构。抓中小企业，成立中小业局，抓辽河，成立辽河局。一时间，凌河局、大伙房水库管理局、畜牧局、青山局……十几个正厅级机构凭空而出，最后又被纠正整改。
黑龙江超编制配干部一万多人。

事业单位遍地开花，该交给市场的政府已久包办。
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动物园都是正处级。有人调侃，“正处级老虎、副处级狼”


企业发展环境欠佳。检查多如牛毛，处罚比照法律严丝合缝，罚就是上限。

东北一个城市，有一家做云安全的软件企业。这一行多涉猎棋牌游戏等，有的玩家在这个平台赌博，公安部严禁。这样的事儿，南方警方发现，罚款警告了事。这家企业被查封，电脑主机搬走。托关系、找门路，疏通后，耗费一星期，放人。做云安全防护，不要说一星期，一天时间，客户也受不了。大量客户解约，这个百十人的小企业只好关门。

很多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不足，就靠罚款过日子。
尤其是这几年，政府财政日子不好过，税务部门收税更是一分钱都不放过，甚至有不少寅吃卯粮。

这样的环境下，东北百姓选择了用脚投票、“到体制里去”，到政府机关去、到国企去，成了当地主流文化。创业意识淡薄，创业氛围欠缺。

在沈阳、大连，能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家长宁肯花10万元送礼，也让孩子进政府部门当政府雇员，一个月领着扣五险一金到手不到2000元的工资，“好看，好找对象。”
于是乎，很多90后，开着五六十万的豪车，领着2000元的工资，成为一景。

服务意识缺乏。有一年，去牡丹江镜泊湖，住在镜泊湖宾馆。吃早餐，同行者中有孩子吃饭慢，刚9点，服务员大姐过来感，“差不多了吧，我们下班了！”
一打听，这个地方，原来是事业单位镜泊湖管委会。后来“政企分开”改革，成立了镜泊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国企，还是正处级。

一个正处级单位，变俩正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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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北有一个医药领域的明星国企，改革前5万人的企业，3000多名处级干部。

政府强势、市场弱势；官员强势，企业家弱势。经济的衰退是必然。

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在鞍钢集团当董事长。一个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副部级企业，辽宁最大的央企。

                                张广宁在鞍钢

有人问他，在东北这一年，什么感受。

“在东北，再大的企业，哪怕是央企，也是企业；再小的官员，哪怕是个科长，也是官员！”

这样的氛围下，人口外流、资金外流、企业外逃、人才东南飞，几乎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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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数量既代表了现在，也昭示着未来。

每一次开会，东北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东软集团刘积仁董事长、新松机器人曲道奎总裁，总是呼吁，东北需要企业家、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企业家文化！


对于东北，中央是用了很大力气，史无前例让发达的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区和东北对口合作；从发达地区大批调配干部到东北。

东北这么好的条件，沿海、区位、腹地、基础……没有理由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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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港是东北最近的出海口

只是，大东北之今日困境，非一日之寒。

今天，东北的复兴——

必须呼唤深层次、系统性改革；
呼唤像当年深圳那样的大刀阔斧；
呼唤从官到民、从政府到社会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否则，再好的农把式，在盐碱地里，也种不出好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