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我脑海中，已经是不完整印迹。我拾掇起来，就如同一张洁白的纸，描绘图画附写文字后，被撕得粉碎，随风四散飞舞，我拼命地追赶，抓住的仅仅是几张零碎的残片，拼凑残缺不堪的图画纸，试图读到残留下来寥寥的几个字，那支离破碎的画痕和零星的只言片语，连不成思维主线，也无法形成整体脉络。这些却时不时撞击着我的心门，时不时让我浮想连绵。

       我记得，很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独自在木石结构的那个家里，而且大多数时间躺在那张木床上。我忍受阵阵高烧的折磨，耳朵轰鸣，巨大声响，天眩地转，最后昏天黑地，几乎晕厥。高烧退后，酸软无力，盯着人字形的屋顶，漆黑的泥瓦，一片片铺盖上面，泥瓦中间嵌入一块模糊不清的瓦状玻璃，我们都叫它“亮瓦”。一个屋子仅有这么一片亮瓦，透射进昏暗的光线。屋子旁边簇拥着密密麻麻的竹子，它们纤细枝梢伸到屋顶之上，随风摇曳，哗哗作响。透过那个“亮瓦”，我清晰看到几根竹子将自己裸露枝节有节律的摇摆，那阵阵疯狂扭动的样子让我有时莫名激动，似乎看到生命在向我招手。竹子是四季常绿植物，经常掉叶，又飞速长叶。不几天，竹叶便零乱地掉在屋顶上，重重叠叠，很快覆盖了“亮瓦”，严严实实的。光线使劲挤进来一点点，投射在室内，印在我乌黑的麻布蚊帐上，斑斑驳驳，有几丝竟然在我眼帘里来回晃动，有些眩目，但五光十色，梦幻斑谰，更具动感，那种挣扎进来的光线的确拯救我脆弱而痛苦的灵魂，我知道生命的意义竟是要活着才能体现，哪怕是痛苦纠缠着，苟言残喘地活下去，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于是，我独自在病床上，借助那微弱光线的变化判断了时辰：看看光线的偏移，我便知道田地劳作的妈妈是否该收工；看看光亮的强弱，知道哥哥姐姐是否该放学归家。更多时候，我聆听屋外沙沙风声，听鸡叫狗吠鸟鸣，使劲抽抽热气息息的鼻子，摸摸滚烫的脸，闻闻潮气袭袭的土地散发出那阵阵熟悉的味道。我还时不时把“亮瓦”中看到随风飘来飘去的落叶计算来计算去。算累了，就看看那光亮映衬出来的种种形状，什么动物形状，什么人物轮廓，我总能联想出很多很多。我把这些想像成家里的猪牛羊鸡等各类熟悉家禽家畜，还把人物看成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甚至是大姑二姑三姑二姨三姨，该想到的都想了。常常仔细对动物人物形态进行比对，胡思乱想很久很远。想累了，便昏昏沉沉睡去。这样的时光，周而复始，在病床上呆了多久，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我幼时记忆里深深刻进了这一幕幕，伴随着多病的身体慢慢成长。

       病情缓解后，妈妈允许我户外独自玩耍，而且户外仅限在院内。院子是四个家庭共同建造的，正好一圈，形成回字形建筑。院内每家台阶有半人高，院内地面用山里开采的石板铺成，平整而干净。山区的儿童没有游乐设施，没有玩具，更没有宽阔的操场，唯有这个四家合围的大院留给我童年时期很多欢乐了。我每次玩耍时，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这个山区群山连绵，没有任何企业厂矿，人们全是利用大自然给予的条件，种庄稼，养生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们依靠山区肥沃土地，养殖动物，栽种植物，解决了主要的生计问题。就这样，作为山里的农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层层山峦中穿梭，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而有规律地生活着。

        我那时根本领悟不到家人的辛劳，在院里成天想着自己如何玩。我常常到院外水稻田边挖几把稀泥，粘乎乎的那种，和着黄土，揉捏成想象的形状。有一天看到大卡车，回来飞快地捏造起来，车厢长长的，但我不会雕塑车厢墙板，就囫囵捏成一大一小两个长方体，用树枝串起来。小长方体作车头，大的作车身，下面再捏几个圆圆车轮子，“卡车”就制造完成。这种简单组合满足了我强烈的欲望，围着四合院半人高的台阶，一只手推着我的“大卡车”，一只手示意方向，开始“驾驶”起来。我一边用嘴“嘟嘟嘟”模仿卡车飞驰的声音，一边小心“驾驶”着“卡车”前进，心情愉快极了！有时来不及捏造泥“卡车”，就在石头瓦块堆放的废墟中选了方方正正的石块，上面放几颗碎瓦碴，也兴奋地“驾驶”起来，推着“车”在台阶上飞奔，惬意极了。这种情景，要是被同院小伙伴看到了，他们会急不可待地加入进来。于是，几个小孩子便你追我赶，一声高过一声，累着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不停歇。很多时候，妈妈收工加来，看到我这样子，便责备起来，她知道，体弱多病的我，一旦汗流过多，将会湿透全身，回头汗水慢慢干的时候，凉透背心，一定会再次感冒。儿时的我，那时，哪里知道这个道理？那点病后的乐趣紧紧揪住我的心，强烈的诱惑让我去享受难得的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