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流域管理委员会已有《水法》的授权，而环境管理流域派出机构还没有法律的依据，因为《水污染防治法》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授权。 因此，我建议应优先开展环境管理流域派出机构的试点工作，负责流域环境质量的监管和协调，也可以考虑通过流域机构的重组将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统一起来。如果在这个方面遇到法律障碍的话，也可以向全国人大申请特别授权。
尽快明确水环境质量标准制修订的时间表
《21世纪》：相比各种具体的治理政策，水环境有关的标准在“水十条”中位置并不是很突出。“水十条”在提到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时，也没有像具体政策那样明确时间表。
王毅：“水十条”提出制修订地下水、地表水和海洋等环境质量标准，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农田退水等污染物排放标准。无论是水环境质量标准，还是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都是重要的技术法规，对水环境质量管理至关重要。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水环境质量标准的重要性。最直接有效的例证就是，在公众参与的推动下，PM2.5写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强大推动作用。
在地表水领域，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制订于1983年，并先后于1988年、1999年和2002年进行过三次修订。现行标准为2002年第三次修订的标准，迄今已有11年未进行修订。建议尽快修订这一标准：如何更好地根据地表水环境功能分类和保护目标，去更好地确定水环境质量应控制的项目？是否需要单独考虑饮用水源地标准？是否以及如何考虑健康因素？
在地下水领域，我们只有《地下水质量标准》。现行标准于1993年12月30日批准，1994年10月1日实施，至今实施已有20多年。国土部已经启动了修订，但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在《地下水质量标准》之外，我们还应该研究起草《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因为地下水质量的成因很复杂，部分是地质环境本身天然造成的某些污染物超标，部分是人类活动造成。《地下水质量标准》主要是用于评价地下水本身质量的标准，而无法衡量人类活动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因此国家应尽快制定《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这些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起草和修订，将影响到到整个水环境治理的评价，应尽快明确其制修订的时间表。如果我们启用新的标准，可能会像空气一样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结果。
此外，我们还应该在现有的排放标准基础上，继续完善各个行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行业领跑者标准，以构建一个完善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与排放标准体系。
《21世纪》：《水污染防治法》已经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一类立法项目。您对《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有哪些建议？
王毅：首先，我期望正在修订中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能够更好地落实新《环保法》的要求，朝着《清洁空气法》的方法修订，从而为后续的《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树立一个优秀的立法的范本。
其次，《水污染防治法》应在新《环保法》和“水十条”的基础上，不仅仅是就水污染防治谈水污染防治，而是能够从宏观的角度，体现经济发展与水环境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突出流域综合管理的理念，根据流域特点和要求进行统筹防治，综合解决流域水问题，形成一部更为有力的“清洁水法”。
再者，《水污染防治法》应对我们过去关注较少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村水污染防治等议题，做出必要和充分的回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