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势变。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 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只是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开始，要使他彻底从“剿共”内战转变到和中共联合抗日，还需要排除各种障碍与阻力。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党采取了“联蒋抗日”的新政策。 从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我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先后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主动权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中共对蒋政策的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在每一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我党都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最终迫使蒋介石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二、群众路线与领导激励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倡导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整个领导活动的开展和完成，需要领导骨干和普通群众的双方的共同努力，只有双方在积极性推动下的行为才可以真正实施领导活动并进而实现领导效能。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关键是领导者要积极并善于与群众相结合。领导者在领导与群众这对矛盾关系中是主要方面，占据主动地位，领导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效果。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首先需要领导者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所起的是启发并激励群众的作用，启发群众让其有想法，激励群众使其有办法。 毛泽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体现在领导工作中主要是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两个方面同时下功夫、做文章，从而形成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激励艺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提出最吸引群众的口号是毛泽东激励艺术的突出特点。学会号召群众既要了解群众最迫切需求，更要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最吸引群众的口号。提出最吸引群众口号实质上是指在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时候，一方面提出的政治口号要与群众最迫切需求相结合，口号要充分满足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与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相结合，口号要简单明了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因此，提出最吸引群众口号意味着要采取“群众化”的方式去号召群众。 毛泽东曾指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和动态调整的过程，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着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通过土地改革政策的变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更是在广大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不仅给农民群众利益，而且给农民群众权利。毛泽东主张把革命性坚定的农民群众吸收到党和政府内，甚至让他们担任革命的领导工作，以此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有依靠和信任农民群众，才能把他们真正激励起来。只有把激励和引导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毛泽东强调党和政府要帮助农民群众恢复做人的尊严，把农民群众本该享有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和结社自由等还之于民。而且，在动员农民群众时，党员干部不能把这些权利当作对农民群众的施舍，而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引导农民通过政治斗争打倒地主阶级去争取权利，注意在斗争中不要代包代办，而应采取“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政策，也就是说把农民群众争取政治解放的主动权交给他们自己。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领导激励艺术的奥妙在于把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结合起来，把激励与凝聚结合起来。发动群众重在激励鼓舞形成动力，组织群众重在约束凝聚形成合力。毛泽东强调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组织群众和凝聚群众。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在发动群众的活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并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组织群众，才能集中群众的力量。 三、独立自主与领导变革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它的精髓是独立自主，离开了独自自主就谈不上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此指导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但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毛泽东认为，“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统一战线的建立需要互相帮助和互相让步，但这种帮助和让步必须是积极的，即是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否则就是投降主义。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和运动战。坚持“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