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的发展，基础设施是关键 在“一带”与“一路”的沿线地区，各国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侧重。但资金不足，一直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约其发展潜力兑现的主要障碍。亚洲大部分国家依然有众多的贫困人口，减贫始终是主要目标。贫困影响了社会稳定，导致一些国家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猖獗。 发展是消除恐怖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只有消除贫困和饥饿，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力，实现公平、开放的市场，才能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然而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亚洲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援助机构，并不能满足地区需求。 西方每年以转移支付、官方援助的模式向这些落后国家投入数以百亿计的资助，但是被援助国却越来越陷入“永久依赖、永久贫困”的状态，这就表明西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思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只是授人以鱼而不授人以渔，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帮助这些国家“造血”， 才能避免永久性“输血”的局面。 “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亚欧国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产业机构的单一，经济结构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支柱产业，或者是矿石、能源的采掘， 或者是农产品的生产，国民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影响。过去几年全球需求不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实体经济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导致一部分国家失业率严重增加，特别是青年人口失业率激增。同时国民储蓄率大幅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国民甚至出现负储蓄率，即人均负债超过储蓄。这样的国家又何来稳定呢？
图二：“一带一路”沿线失业率最高的部分国家（达到10以上），来源：Wind数据库
图三：“一带一路”沿线储蓄率最低的部分国家，来源：Wind数据库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学习借鉴东亚中、日、韩等国家的经验， 同为追赶型国家，但它们通过发展先出口导向、后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跻身工业国之列。这种经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展制造业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配套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国小力微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而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这一地区的崛起提供最重要的资金和就业机会。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国内巨大的产能完全可以释放到亚洲国家，提供它们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同时承接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一带一路”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而非刻意替代 奥尔森的传世名作《集体行动的困境》，充分解释了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很难有人主动为各国都需要的公共产品承担成本。幸运的是， 过去几十年，美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提供了自由贸易体系这一公共产品。根据霸权稳定论，美国在战后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世贸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贸易、金融合作组织，客观上奠定了战后全球体系的框架。但这套全球体系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主导国的维护能力和意愿。随着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转移，美国国内的广大产业工人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反对美国继续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朗普的上台，正是顺应了这种思潮，他也不出所料地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区。美国的退出，导致国际公共产品出现供给不足。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自由开放价值观的背离，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美国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下降，导致国际治理框在短时间内失去方向，给世界平添了不确定性。过去这一两年内，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激增。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过去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很多人质疑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用意，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世界岛”内部扩大影响力，以一种“西进”的策略，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包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这种想法依然没有跳脱“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认为修昔底德陷阱 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的打算，中国是既有国际规则的后来者和接受者，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因此中国不会破坏原有的国际秩序，而只是做一些有益补充。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后提供的补充性的全球公共产品，而并非挑战美国霸权的、替代现行国际规则的产物。而且“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的，欢迎世界上有能力的国家都来参与合作。例如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波兰的“琥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实现对接，完全可以与各国的发展目标相协调。即使对于美国，中国也采取欢迎的态度，中美双边全面经济对话继续推动，未来双边投资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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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