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情报员”之死 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里，徐维义的大姐、张运山的妻子徐桂芝躺在炕上听人聊天。她瘦小的、苍老的身体蜷缩在那里，脸上木无表情，嘴角耷拉着，见有陌生人进来，立刻露出冷漠拒人的神情。 听到记者与他人聊天，提及文革，她从炕上起身，一言未发地离开了。 “她本来话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后，她的话就更少了。来了就往这儿一躺，不说话。”小卖部的掌柜、徐桂芝的大儿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徐桂芝的丈夫叫张运山，是文革后县里唯一一个专门为之开了平反会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儿子张玉福的眼里，父亲能干，有见识，人缘好。“每天家里总有南来北往的客人，母亲炒菜，父亲和他们喝酒。” 年轻的张运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当时村与村、村与县之间没有公路，为人热心、喜欢结交朋友的张运山自告奋勇承担起给供销社跑运输的任务。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妻子生病时，他能把逊克县唯一一台北京吉普车借来，带着妻子去医院看病。 运动的风暴到来的时候，张运山第一个被卷了进来，罪名是“苏修特务集团大头目”。据1979年县里给张运山平反的材料，他于1945至1947年给苏军当过情报员。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我父亲被关在供销社大院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每天给他送饭，但见不到他。我就整天骑自行车在那儿一圈一圈地转，只想看看他。”张玉福回忆说。 张运山被关进牛棚后，每天晚上都有造反派来光顾张家，房前屋后，掘地三尺。“若是情报员，家里必定藏了电台和坦克、枪支之类的武器吧，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张玉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后全家人被驱逐到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里面只有一张炕。 “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开二哥的批斗会。我就在台下看着，我不想看都不行，必须得看。”张运山的妹妹张淑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提起文革，这个76岁的和善老太太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调门：“拿鞋底子、皮鞭、皮带抽他，完了让他爬回牛马棚。我实在不忍心看，又帮不了他。”后来，张淑娟自己也被关进牛马棚，落下严重的妇科病。 张玉福记得，父亲被打后，托人带话回来说口苦，想吃糖。母亲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块英国表卖了十几块钱，给父亲买了糖块。 张玉福对造反派恨得咬牙切齿。批斗会结束后，他埋伏在路边，待造反派经过时，拿弹弓打他们，结果是自己被追打。 终于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里干活，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张运山跳井身亡。 那是1968年8月，张玉福12岁。他一直认为父亲个性刚强，之所以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了。 集体平反 其时，整个宏疆村30来户人家，只有4户属于纯正的中国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4个混血家族，即徐维义家、张运山家、徐英杰家和袁吉先家。这4个家族都没能逃过这一劫。 徐英杰今年74岁，同徐维义一样，是村里所剩无几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儿。他记得，妻子张凤云被关进牛马棚时是夏天，天气闷热，整个村子也极沉闷。 “在路上碰见熟人都不敢聊天，小心又小心，生怕‘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每天提心吊胆，不知哪天就被抓进去了。”徐英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妻子被抓时，小女儿才刚刚满月，大女儿徐月娥每天抱着妹妹去牛马棚，让母亲喂奶，再抱回来。 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马棚里关了许多人，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1979年4月，县里来了平反工作小组，落实政策。一份平反材料显示，文革期间，百余人的上道干第二生产队(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干村)，有32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有12名社员被监督劳动。 张玉福告诉记者，只要家里有一人被打成苏修特务，整个家庭就都被认为是苏修特务家庭，因此，村里约70%的人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 除了集体平反之外，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召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张运山充当苏修情报员的这段历史早已清楚，不应作为政治历史问题。” 追悼会前，平反工作小组的人怕张淑娟在会场闹事，特地找到她，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就说，不是说我家里藏了坦克吗？你给我一个坦克镜子，行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