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高校教育大革命

此次人事变动，共新调入党委书记兼校长和7名党委副书记及20多名处级干部。稍后，改组了校务委员会，建立起了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决定后施行，8名党委副书记分管了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

系一级党的领导控制力也得到了空前强化。系党总支由科级升格为处级，由以前的监督保证作用，升格为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系主任不是党员的各系，须改由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兼任系主任或副系主任，并逐步配备党员教师任各教研组(室)主任或副主任。学校各部门、各系的领导人，多由新调入干部充任。新的校党委强调：党不仅要加强对学校政治思想上的领导，而且要深人到教学、科研、生产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从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2、知识分子改造

与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步进行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毛泽东1957年5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高等学校里的右派知识分子正在抢夺教育界的领导权。这是1958年高校教育大革命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依据。

据浙江大学杨达寿、邱焕章教授记载：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浙江大学）党委曾多次研究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由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委还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经过痛苦是不行的，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还不够，还要组织群众性的批判。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办好高校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连续出现了一些简单、片面甚至是粗暴的做法。”

这种简单粗暴，主要表现在强迫组织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过量体力劳动。这一运动始于1957年年底，先后下放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的教职工300多名。下放时间短则三月，长可一年。对在校的教职工和学生，也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他们参加体力劳动。

1958年浙江大学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在校外参加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夏收夏种等劳动少则千余人，多则几千人；在校内则生产了百万套滚珠轴承，大炼钢铁、种农业试验田，参加校办工厂劳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3月至8月，仅学生参加劳动就达35万个劳动日，严重影响了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运行。

对知识分子的批斗，也是此次教育大革命简单粗暴一面的重要表现。从1958年3月起，浙江大学掀起“自觉革命、向党交心”运动，要求教师、学生、干部向党报告自己思想中的“阴暗面”，且多公诸于众。稍后又开展了“红专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等批判运动。许多教授专家被定性为“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代表人物”。

3、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教学改革

毛泽东号召1958年教育大革命要走群众路线，其结果有二：一是各地掀起大办高校的狂潮，许多地方搞到村村有大学的荒唐程度；二是高校的教学改革受群众运动大干特干的影响，不顾科学性地盲目冒进。

就浙江大学而言，盲目冒进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办专业。1958年，几乎所有大学都在盲目扩张专业，譬如武汉大学物理系轻率地由3个专业猛增为9个专业。浙江大学1958年全校新增专业20余个，倒并不算是最狂热的。这些新增的专业，大多数后来都夭折了。

另一盲目冒进是组织群众自编、大编教材。这其实也是当时所有大学都存在的一种狂热。具体到浙江大学，此次群众自编、大编教材运动的宗旨虽然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破除资产阶级观点，确立无产阶级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生产劳动”——但群众运动的方式显然有误。此次运动，浙大共编写教材192种，然而，由于参加编写者毫无教学经验，专业知识更是不足，所有教材最终都因质量低劣而无法使用。

结语：1958-1960年的中国高校教育大革命，实为一场极宏大的政治运动。虽然1961年中央制定了《高校六十条》作为对这场运动的纠正，但其对高校教育的消极影响迄今未息——譬如，理应作为高校教育政策共同体的教育领域专家、学者、教师，却被排除在政策共同体之外，甚至放到了被革命的位置，“教授治校”、“专家治校”自此成为空谈幻梦；再譬如，在整个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教育立法，整个教育改革过程，都是在政府的“指示”、“通知”、“草案”下推动，其对法治的无视，亦延续至今。教育乃一国兴衰命脉之所系，1958年教育大革命这样一场影响中国教育命运剧深的运动，倘不做深刻反思，实在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