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了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误认为是非已经判明，过火的批判可以过去。 1961年9月1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彭德怀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0月30日，他与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长沙。11月3日，他回到了出生地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多月中，彭德怀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会见。他还写下了五个实地调查报告。 12月17日，他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将于1962年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内心为之一振。他认为，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了，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于是，12月26日，彭德怀从故乡带回五份情况确凿的调查报告，赶回北京。这些报告反映了落实农村政策、农村形势好转和尚未解决的问题。 然而，这次大会给彭德怀带来的却是有喜又有忧。 喜的是，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点错误的总结，是正确的。忧的是，这次大会提出了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彭德怀请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从所发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看到了关于庐山会议的评价。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讲到庐山会议时说，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听到和看到这些，彭德怀大为震动。 三年来，他一直等待着毛泽东转变看法，同他消除误会。然而，“七千人大会”使在庐山会议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降临到彭德怀头上，这使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整个身心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 于是，1962年春天，他伏案数月，于6月中旬完成了长达8万2千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并于16日呈送中央办公厅。 为了便于中央同志审阅，彭德怀在把信送给杨尚昆的同时，还附送一封给杨尚昆的短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惟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潦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接到信后，打印了多份，分送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彭德怀这封信共分为5个部分： 关于庐山会议问题； 关于高饶联盟问题； 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 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 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在这封信中，彭德怀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涉及的对他“算历史账”的事件，在从严作自我检查的同时，澄清了历史真相，批驳了不公正的指责。他向党陈述：“我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三年来，未作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来烦扰中央同志时，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屈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对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内容，彭德怀指出：“我对少奇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对于“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他9次与外国人接触的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他接着说道：“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对于“高饶联盟问题”，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往来，“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七千人大会”后，许多人都平了反。然而，彭德怀的信却使毛泽东大为不快。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了彭德怀，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