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时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国闻备乘》里，列举了此时的“七党林立”:“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庆亲王），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贵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即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党。” 梁启超也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如此认真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革命党则希望天下大乱，好早日享受革命的高潮快感，明确将“离间官民”作为在四川工作的重点。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在其子孙日后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说：“府君（盛宣怀）以职掌所在，日与左右侍郎吴公郁生、李公经方商榷、讨论，期于上补国计，下协舆情，苦心图维，委曲周市，至忧思不能成寐。旬日之间，鬓发加白。” 替罪羊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班子，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刚性维稳”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维稳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须快； 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