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顾作义指出，时代依然需要雷锋精神，过去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要提倡利人又利己，这更人性化、更贴近群众、更富有人情味。 今年，官方的动作之大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官方强力推动，媒体紧锣密鼓，学雷锋、雷锋精神等“历史熟语”，再度成为现实中的高频词汇，不时被官方、官媒所强调。 联系以往在“学雷锋”方面本有所“淡化”的现象，不少人疑惑并发问：在学雷锋活动“高调复出”的背后，究竟存在何种背景与成因呢？ 不存在任何新被发现的、不同于大众以往体验的新背景、新情况。我们置身的社会现实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并不因“雷锋系列概念”的变更而改变，也不被某种“弘扬活动”所规定。 社会保障不公与缺位，生态环境恶化，特权侵害，腐败溃疡，贫富差距，发展不平 衡，恶性犯罪频发，诈骗与各业作伪，食品与药品问题……在诸如此类现象组成的现实背景中，人际关系似乎“相毒互害”，人人难免都有或强或弱的不安全感，对 “社会道德水平”的评价，自然只会低、不会高。说白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若不明指“社会缺德”，那也会指向“他人缺德”或“某群体缺德”。 近年之“背景”以及对人心之影响，大致如此。淡化 “学雷锋”的背景是这，高调“学雷锋”决策的背景也是它。 但对“学雷锋”的解释和预期、估价，随时而变也自然而然。去年一年间发生的对公 众刺激性较强的事件，似乎也加重了决策层对“道德危机”的忧虑。老人跌倒后敢扶不敢扶、该不该扶？遇到有人被车撞伤，管还是不管？连这都成了激烈争论问 题；两岁女童小悦悦在佛山连遭两车碾过，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多名路人依次经过却未施援手，让无数人直击了“社会冷漠”与“道德沦丧”之严重程度；西湖救人的 “乌拉圭女侠”，似乎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的“侠气”不足…… 应该指出，这些事例，并非社会道德“更加沦丧”的铁证。这些事例的信息传播，都 和技术条件的改变有关。此类现象能够及时呈现在公众眼前并被高度关注，对“提升道德”还是不可缺失的助力因素——自发的民间传播，开启“自我教育”的过 程；此条件下，民间自发开展着所谓的“学雷锋活动”。 在尔虞我诈与“互害互防”的人际氛围中，大家更向往、憧憬“人类美德”。这虽显 得有些奢侈或过分，按说，强调“不做恶”才更具现实意义。但，正是由于这种“幻想”的存在，我们社会才有提升文明的希望。“雷锋”，其实是个其他品牌难以 企及的特大品牌，对现存的如此强势、如此普及的“品牌资源”，许多不挑剔的“求善者”，也难免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顺势拿来一用。 “雷锋”是个筐，与时俱进地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用当时诠释的雷锋精 神，可以培育红卫兵，煽动仇恨，加害于贤良与无辜者。其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提法被严厉批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而现在，据官方提法，形 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风尚，就是“学雷锋”的目的。“老雷锋”虽说更像一尊神，但那时的“雷锋神”和所有学他的先进典型，都无法成为慈善家，只因大众 无法在维持简单生存的同时，拿出自身不需要的财物救助他人，个人行大善的条件，在那时根本不具备。 多数学雷锋与人为善的杰出人物，并非接受过最多“思想教育”和学过“先进理论”的人。抱持“当好人”理想，做善事、追求真善美的人，在我们社会中也有很多，其中不少最底层的“草根”，以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为代价为他人造福，其善念善行与艰难令人唏嘘。 他们“行善”，或因个人有过某种生活体验，或出于宗教、信仰因素，或身体力行学 习某前辈亲人，甚至不排除存在难言之隐等特殊原因，而所有个人原因，以及包括庞大民间志愿者救灾队伍在内的所有善举，都可以被官方纳入学雷锋活动，视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而民间我行我素并不在意，不会”与官争功”或“与官争善”。 出这一点很有必要：当代博大、强劲而含混的“雷锋品牌”，并非全由体制内力量构 建。雷锋精神的内涵，在体制内变化多，而在民间，借名借势的“雷锋内涵”，素来比较浅显、明朗，相当于“与人为善”和“做好事”而已。再说具体一些，民间 理解的雷锋精神，不过“普世价值”，如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扶危救困等“人间正道”——这种“精神内涵”，因不变而常新，因普适而恒远。 官方高调宣示“学雷锋”之后，坊间出现一种强音，道是“让领导先学”。各界领导人士或“成功榜样”，对社会道德水平升降的作用自不待言，此议，说明公众之“学术头脑”与政治觉悟、现实精神均不可小觑。官员如何“与民争善”？或许这才是更重要的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