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停了停，接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赞同地说：“苏联国内战争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战争，与我们这里更不一样，机械搬用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 “我看政治局内一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 “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 王稼祥点点头。 “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他还来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继续交谈，并嘱咐保卫人员和供给，卫生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这样，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与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贵州前进。193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由于这一建议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因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案。几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结果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李主避开正面敌人，转兵改道向西，争取到川黔边境去另建革命根据地。李德等人极力反对。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赞成，加之主持这次会议并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 也明确表示赞成，会议便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行动方针。李德由于争论失败，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红军坚决地挥戈西指，一举突破天险乌江，进而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按照会前的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却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并无认识。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