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尽管“时代性”足以与“民族性”一起共同构成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但仅从时代性一维衡断特定文化共同体又的确是在现代性的僵硬思维模式主导下形成的一偏之见。我们究竟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仅从时代性这一个维度来评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弃其民族性于不顾？正如上文已指出的，西方现代文化对“时代性”的片面强调，是落脚于对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中心——边沿等级结构的维护。而这恰恰是以遮蔽甚至抹杀非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为前提和代价的。由于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已被归属于“前现代”，其零散的“现代价值”只能是通过向“现代文化”看齐而从西方价值系统中分有。在这样的视野下，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与被归结为“前现代思想”甚至“封建遗毒”的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就只能是“现代”与“前现代”、“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结合就是可以质疑的。即使“结合”，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只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某种“民族形式”而不能在精神内涵层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所谓“结合”显然只能是浅层次的。这种深层文化观念上的阻隔，正是阻碍更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重要原因。 因此，面向未来，理当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弊病”（列宁语）的神髓，切实纠正仅仅注重时代性的偏颇，而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维度更为完整、准确地认知、把握儒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优良传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度结合，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并进而为成就人类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做出中国文化自身的贡献。 （李翔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