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于整个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必须站在正确的基点上，运用科学方式坚决稳妥地推进。
相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从无所不能的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是一场非常有深度的改革。这有利于降低政府运营成本。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约占GDP的20%，虽然这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4个百分点，但是，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
政府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很好地行使对政府运营成本实施监督的权力，二是政府的职能转变远未结束，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机构庞大，导致财政供养的人口居高不下。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需主推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对那些完全由财政供养的社会组织，或纳入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社会组织，或逐步与政府财政脱钩，使其真正成为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在北京，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内、行政级别属于副部级以上的社会组织超过20多个，或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或是参照公务员管理。从其功能分析，借鉴成熟国家的做法，至少一半都可以回归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即使需要政府财政补助的，政府也是酌情给付，大可不必大包大揽。
二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应当对一些已经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机构实行调整。例如，可以考虑在新一轮机构调整中，调整铁道部等机构。
加大证券市场改革的力度
2011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2％的增长，但是，中国股市的跌幅却位列全球主要市场第一，高达22.6％。在散户几乎都赔钱的情况下，却新生了百位亿万富豪。
中国股市一直不能被看做“经济睛雨表”,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投资场所,而是一个十足的赌场。其核心的缺陷在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严重不公平。像新股“三高”发行、上市公司只顾“圈钱”不图回报、中介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漠视市场整体利益、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都是典型的表现。再加上监管的缺失与缺位，许多中小投资者只好接受血本无归的命运。
要使中国股市从赌场变成投资者投资场所,至少应当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是退市制度。设计好退市制度，市场的投机性必然受到遏制。现在要实行退市制度，那些已经买了垃圾股的就会归咎于管理层而要求补偿。因为是管理者改变了规则。但是，即便如此，也应当想出办法来主动实行退市制度，越早越主动。没有一个完善的退市制度，股市的健康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二是大幅减少上市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的比重。中国股市成为当今全球最差的股市，有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的比重过高，已经成为沪深两地股市上市公司的主导，完全挟持了股市。目前A股上市公司超过千家,而国有企业占同期A股市场的50%以上,市值更是超过了70%。
2011年12月1日，新上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首次公开阐述资本市场监管理念，提出要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发动机、产业升级的推进器、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全球合作的粘合剂。同时，证监会推出六大举措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包括：推进债券市场制度规范统一和监管审核统一；多管齐下逐步改变高市盈率发行股票的局面；先在创业板探索试行退市制度改革；将启动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工作；坚定不移地打击内幕交易行为；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如果上述措施能够很好实施，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有理由值得期待。
税制改革决定权应当提交给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还没有制定的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但是，授权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范围。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问题，可以制定暂行条例。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但是，这个笼统含糊的“空白授权”,显然与200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相冲突。统计显示，中国现有19个税种中，只有两个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确定，即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其他17个，都是通过“空白授权”，由政府制定的暂行条列。
应当由全国人大行使的权力，一直由国务院行使。而国务院再授权给财政部，财政部再授权给国税总局，国税总局下放给各省市区，甚至一直下放到开发区管委会。由于税种设计不尽科学，税种之间相互重叠，导致纳税人负担过重，没有形成很好的制衡和评估机制。
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制定的规则难免失之偏颇。税收立法行政化的一个可怕的后果是，政府想征什么税就征什么税，想怎么征就怎么征，制造了一个个越权立法的奇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