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夫妻争吵，应当是属于很正常的生活范畴。争吵过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需要及时修复，妥善化解，才能维护婚姻健康。显然，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自我修复功能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延安时期，江青私下里称呼毛泽东为“老板”，含义非常丰富：是野性的丈夫、体面的男人、阔绰的当家人、可以信赖的靠山……毛泽东接受这个称呼，乐意承担并享受一个年轻睿智女性的狡黠与多情。从情人到妻子，女人就是家。家有儿女，家有温暖。家需要营造，女人更需要呵护。人到中年，毛泽东在繁重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中，渴望有家，想往人间天伦。可惜，他不懂得呵护珍惜女人，特别是已经成为妻子的女人。所以，他慢慢地变得不能忍受江青的虚荣、装扮和奢华。 1940年8月，江青生育孩子后，接连遭遇肺结核病、流产手术中纱布遗忘在腹中再次手术等一连串事故，身体不如从前。过敏性体质，心高气傲，每逢生理周期、患病虚弱、情绪低落状态，她很希望得到丈夫的抚慰温情，失望落寞的心情往往就转化为对物欲奢华的占有，借以获得一种补偿的满足感。据曾经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师哲回忆，“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统治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兴师动众，劳马舟车，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购置这些名贵物品的路途艰难，毛泽东甚至不知道身边同志有过这些行为，但是当江青穿着这些衣物时，越来越拉大他们夫妻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最讨厌江青骂他“土气”、“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泽东怒斥她“滚出去”、“资产阶级作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斡旋下，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谈判持续43天，进行得很艰难。江青深知毛泽东此行风险很大，自己有责任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征得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方面同意下，以医治牙病为由，毅然携幼女飞往重庆。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毛泽东分开下榻，但可以在危难时刻与丈夫靠得更近，于私于公都是体面光亮的。三个月后，即1946年1月29日，江青搭乘周恩来工作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并且花费颇巨。账务报销时，需要从中央特会科的特别经费中开支，师哲坚持要江青说清楚开支项目，钱是怎么花的，与江青发生激烈争执。江青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这笔开支，用边币兑换法币。师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泽东就坐在隔壁窑洞里，听到争吵后起身到窑洞外来回走动，始终没有做声。后来是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打了圆场。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1945年12月，由斯大林安排，随两位苏联医学专家专程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泽东非常欣慰。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江青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在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没有怨言：“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拴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在靖边县小河村，他们住在村民家里，江青与老乡们相处融洽，还认卜学忠家的小姑娘卜兰兰为干女儿，老乡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在王家湾停留期间，中央军委会议就在毛泽东和江青住居的窑洞召开，江青作为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身为军委办公室秘书，却不得不回避。会议开了通宵，江青只好另找住处。会后，毛泽东显得很疲乏，冲着江青发脾气。起先她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后来她才意识到，毛泽东发火是指桑骂槐，实际上是指向那些在会议上与之争吵的人。在那种特殊的日子里，江青接受了丈夫这种情绪反应。江青后来回忆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这是吹嘘和夸张。大敌当前，临危不惧，夫唱妻随，她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却是事实。 婚姻是从爱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树，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水流最低处，融入大海，便失去了水之本色与本味。人走到最高处，也就很容易丢失人之本性与本心。人生幸福的关键因素，是道德，而非智慧，也非事功。毛泽东晚年称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江青忠诚自己与毛泽东的婚姻，由生活而政治，由政治而权术，审判席上自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在现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追求事功，远离道德，失去了自我，异化了人生，丢弃了人性，最后众叛亲离，自缢身亡。 延安时期成为江青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暂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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