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对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前无成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给其后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井冈山斗争时期 廉政建设 作用与启示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前无成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开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给其后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井冈山廉政建设的实践和经验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在同敌人展开激烈军事斗争的同时，对于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前无成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 1、建立军队民主政治，实行官兵一致。 初创时期的工农红军，内部仍然充斥着一定的军阀习气。军官享有特权另吃小灶，打骂士兵是常事，官兵之间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毛泽东从这些现象中敏锐地看到：要把工农革命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除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要用民主主义来摧毁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三湾改编期间，前委采取了两大措施，即“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制度”。前者是通过把党的组织建立在部队的基层，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后者则是军中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士兵委员会是军中的群众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①参与部队的管理；②维持军中纪律；③监督连队的经济开支，参与管理伙食；④做发动群众的工作；⑤做士兵的政治教育工作。 这样，旧式军队沿袭下来的做法，被彻底地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做法：军官与士兵们在一个盆子里吃饭；繁琐的礼节被废除；军官的皮鞭被扔掉了，不允许对士兵进行打骂，军官违反了纪律，也要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可以罚他站岗、挑水。曾经担任营士兵委员会主席的宋任穷回忆说：“那时候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习气作斗争。”［1］王紫峰也回忆到：“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管理员的帐目，做到经济公开。”［2］ 作为新生事物，士兵委员会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将士兵们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士兵委员会讲民主，它的权力是很大的。有些问题连长和党代表都处理不了，那么就和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讨论。否则的话，有些事就不容易办好。” ［3］P474 2、苦日子苦过，军政领导率先垂范。 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物质生活极为艰苦。苦日子苦过。红四军的官兵们，以世所罕见的耐苦精神，承受着苦到了极点的物质生活。有时候粮食接济不上，官兵们每天喝两顿稀饭或吃南瓜、野菜充饥。“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得精打光”；没有冬被，就多垫稻草，“金丝被儿盖身上……” 红军官兵有钢铁般的意志，除了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的苦”。红军从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到每一个伙夫、马夫，人人的吃穿与薪饷一律相同，决无任何人多一份享受。红军的各级军政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关心战士，关心同志，与国民党军队那种官阶森严，以大吃小，欺压士兵的情形，有天壤之别。一位投诚的国民党士兵在标语中写道：“各位同志，我们从前是三军的兵，现在反水带枪到红军，饭有吃，衣有穿，谈平等，自由多。”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也是一样，负责干部与工作人员只有职务上的不同，决无生活待遇上的不一样。 3、对各种腐败现象严加惩治，毫不姑息。 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掌握了经济和行政的权力，这就有一个如何过好金钱关、保持自身廉洁的问题。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对廉政建设十分坚定，只要发现贪污腐败现象，就采取决然手段严肃处置。 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28团司务长古某，在宁冈葛田乡向农民买猪，谎称没有带钱，把猪赶走。这件事被反映到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立时向军委书记毛泽东和军长朱德作了报告。事情被查实以后，红四军军委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古某严重违犯了红军的纪律，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处决古某的消息传开后，在红四军的官兵和葛田一带的民众中引起震动。 各地乡工农兵政府组织群众打土豪，常常发生集体截留和个人私吞的现象。1928年6月，新遂边陲特别区赤卫队就曾将打土豪的银洋和布匹进行私分。这件事被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察知，派人查实后立即发布了“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训令第十号”《训令》，要求该区政府切实执行，如再违玩（抗）即予严重处罚不贷”。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还在宁冈查处了两桩贪污腐化案件。一为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洋；二为长溪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加以染指。案件查实后，工农兵政府立即撤销了这两个腐败分子职务，并向群众公布了他们的丑行。 还有一种情况是，各地的“乡工农兵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只作配角”。 ［4］P73如永新县洋溪乡的小地主汪玉瑞、遂川七岭乡的地主狗腿子古力胜、赖重山；宁冈县柏露乡的阶级异已分子吴祥吉、吴炳吉，上寨乡的富农刘定桂等等人，不为群众办事，热衷吃喝、贪污的一套，成为苏维埃的蛀虫。对于这些损害党和苏维埃声誉的腐败分子，边界党采取了毫不姑息的惩治手段，以表示反腐倡廉的决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