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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的深入，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转化为“联蒋抗日”。1937年5月，根据中央的意见，中国文艺协会出面召开两次会员会议，讨论“两个口号”。据负责上述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这里显然是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立场”，“国防文学” “没有立场”。[25]在毛泽东那里，一个没有立场的口号是对的，显然在于它“对抗日运动有利益”，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与鲁迅的认识是一致的。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对“两个口号”的辩证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正式的阐发。他说:“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或是风花雪月派还是鸳鸯蝴蝶派,大家都要团结抗日”。这些显然是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化用出来的，同时，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说:“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26]l7 1938年3月,在当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遭到鲁迅痛斥而在上海文艺界难以立足的徐懋庸来到了延安。据他自己说,他“主要是为了弄清一九三六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徐懋庸到了延安后,随即就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专门接见。大约是1938年5月23日左右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在谈话中专门就“两个口号”论争作出了六点结论: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 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27] 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和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从第一点可以看出，百忙之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两个口号”的论争，听周扬谈过，又听徐懋庸谈，更清楚更具体一些；从第二点可以看出，毛泽东认同鲁迅的“两个口号”并存；第三点特别重要，毛泽东讲出了“国防文学”存在的理由“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防文学”存在的历史根据，同时讲出了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并存的理解需要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由于水平的参差不齐，才导致争论。鲁迅在这个问题上，既有理论的坚定性彻底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立场方法。第四点说明这个争论加深了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第五点和第六点指出了“国防文学”派的错误：没有尊重鲁迅，即没有尊重鲁迅的正确意见，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所以要求“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1980年3月，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周扬的总结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符合历史实际的，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六点意见的：“应该按照鲁迅所说的 ,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是 ,当时争论双方都有一些同志 ,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顾全大局的看法。对鲁迅许多正确意见 ,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这场争论 ,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28]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洛浦的一番话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关于“两个口号”争论所作结论的补充。当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陕北公学成立。在会上,洛甫代表党中央作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重要讲话。洛甫“对于大家关心的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的论战,正式说明了党中央的态度。他说:一九三六年争论的两个口号,国防文艺的口号没有阶级性,作为各个阶级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可以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学家在参加文化界统一战线时,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应该保持自己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鲁迅先生主张在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之外,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家独立的口号,坚持无产阶级文学家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认为鲁迅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党中央赞成鲁迅先生的正确主张。洛甫同志对于反对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同志,公开进行了批评,说他们主张只要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是主张在参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时,不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党中央不赞成这种主张”。[29] 三、学习鲁迅对待“国防文学”的辩证法，慎提“中国模式”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存的历史根据，是党的路线政策、是中华民族历史方位处在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大转变关头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随着抗战的深入，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存实亡，作为“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国防文学”也基本上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那么，“中国模式”是否可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存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