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朱德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回到北京后，又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四省的情况，同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信中说：（1）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贯彻以后，各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现在群众最大的顾虑“怕政策不兑现”，担心“上面说得好，一到下面就变了”。（2）河南省总的情况虽然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困难仍然很大，表现在：农民体力弱，浮肿和疫病等还有200多万人，牲畜死亡多。（3）四川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遍，人力物力浪费不少。陕西群众反映说公共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饭做得不好）。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40%-50%。（4）四川、陕西、河南三省都赞成恢复手工业，他们感到1958年转厂并社时，手工业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现在存在不少问题。（5）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加了。但出现了投机倒把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体贸易的领导。（6）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7）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既是“贩”又是“运”，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总之，凡国家包不了的地方，则尽量动员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利用小贩进行短途运输，活跃市场。农业、手工业、供销社是三位一体的，它们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要想把集镇繁荣起来，除发展农业生产外，又须把手工业和供销社恢复起来。 5月21日至6月12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会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了解到了许多真实情况和问题，听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因此，这次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将原来保留的3/10的供给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干部社员，一律实行同工同酬；将原来主张“积极办好”公共食堂，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应该分配到户”。上述两项新的规定，解决了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对平均主义错误的纠正又推进了一步。实践证明，朱德一再坚持的有关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央调整政策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40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35条”）等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朱德作了两次发言。他在5月31日的发言中谈到恢复国民经济问题时说：农民在1958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平调来的工厂应归还人家。朱德在6月6日的发言中说：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近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太多，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起来，以便帮助农民建设家庭。 会议结束后，朱德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及武汉、广州等地调查“手工业35条”的贯彻情况，并及时转报中央。7月29日，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道《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同时在信中提出了三条意见：（1）从几个材料来看，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动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的生产。（2）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对于赚钱的企业，公社可以按合作社办法提取10%-15%的建设基金，作为各厂增置设备、扩建厂房之用。（3）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现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可以根据自己企业赔赚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核准，酌情自行调整。 11月21日，朱德给邓小平（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写信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手工业35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又说：凡是贯彻这个文件较坚决的、进度比较快的地区，手工业产品大为增加，质量迅速提高，社员情绪高涨。但就全国说来，发展尚不平衡，某些地方思想上还有阻力。应通报各地对手工业的调整工作，要抓紧进行。他强调指出：“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他还认为，1958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划不清界限，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并且提出：县以下的集镇，与农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集镇上的手工业、饮食业、服务业等七十二行，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至关重要。另外，近几年，不少群众的住房墙倒屋塌，急需加以修补。有些群众还想把草房变成瓦房，这是群众要求安居乐业的一种表现。因此，恢复和繁荣集镇，组织建筑工人生产砖瓦、建筑材料等，必须引起各地严重注意。他又说，集镇居民多为专业或兼业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为农业和农民生活服务的。集镇是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纽带，抓住这个纽带，既有利于各类物资的集散，又繁荣了农村经济，同时也增加了货币的流通。朱德的以上这些深刻见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后来均被中央采纳，对修改和完善有关文件的规定，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