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林彪回国后，在延安与叶群结婚。 1946年，孙维世在苏联学成归国。周恩来夫妇为安全计，让她取道东北，并告诉她担任东北军政首长的就是林彪，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孙维世的归来在林彪内心引起了波动。叶群非常不满。后来得知孙维世和好友林利即将来东北解放区开展工作时，叶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电报：“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孙维世怎么也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以后的命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红色公主”的事业与婚姻 1949年秋天，北京城阳光灿烂，作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夫人江青要求前往，没有得到批准。曾经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随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周恩来在出发前找养女长谈，一再嘱咐她要好好工作。孙维世默默点头，铭记在心。 出访归来，江青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孙维世拒绝了。她对江青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孙维世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女性之一，就是平时她也可以带人进去，中央领导人和警卫人员决不阻拦。孙维世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江青后来曾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要对付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孙维世对此大惑不解，她天真地认为，所有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周恩来夫妇一样地喜欢她，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呢。 建国后，周恩来夫妇根据孙维世所学的专业，将她安排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她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导演成长为总导演、副院长。可以说，孙维世是上世纪50年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她先后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很有影响的剧目，同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她的这些成就令周恩来夫妇十分高兴——唯一不高兴的是，这位“红色公主”在对待恋情时依然倔强、执拗。 在青年艺术剧院的工作中，孙维世认识了担任副院长的著名戏剧家金山。他们共同排一部戏，孙维世任导演，金山任演员，在工作中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 早在上海的时候，金山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交往，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这些情报转送出去。后来到了重庆，金山与许多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排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戏剧，并从经费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当周恩来得知孙维世与金山的恋情时，曾笑着问：“你认识金山吗？” 孙维世说：“天天在一起排戏，怎么能不认识呢！” 周恩来说：“难道天天排戏就认识啊？” 孙维世说：“那要怎样才认识？” 周恩来说：“解放前在上海，金山天天都在国民党的一些戏院子里转，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有交往，从他们那里弄了很多情报送到解放区，他们（指国民党方面的人——作者注）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关于金山，你可以去问一问李克农叔叔。”当孙维世找到李克农时，李不由得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其实，周恩来对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并不是因为金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而是因为他当时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这样做不合适。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但看不到“周爸爸”的影子。看到“小超妈妈”出现时，她非常高兴。邓颖超告诉她，“周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令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令孙维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江青此时突然出现了。她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开了3辆小车，浩浩荡荡而来。面对许多1930年代在文艺界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对孙维世说：“你怎么不去看我了？”并再次追问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业、追求、生活的孙维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纠缠于往事？ 临走，江青送了孙维世一对绣花被罩。 金山作为著名演员，曾于1930年代的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与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滩的一些事情。孙维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追求爱情的婚姻同样成了她命运里的“定时炸弹”。 一再拒绝江青拉拢，埋下祸根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听后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江青，不解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孙维世这是在回绝江青的“邀请”。 江青继续拉拢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江青说：“我看《杜鹃山》这个戏明摆着的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话剧的。” 孙维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 江青很生气，一转头就走了。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这位“红色公主”依然不买江青的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