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蒋介石。最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是这样的： 9.18当天蒋介石不在南京。9月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日记中有如下文字：“雪耻，余所持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9月20日日记：“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9月21日日记：“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根本读不出蒋介石当时有“不抵抗”的心思——须知，这是1931年的事，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没有虚伪造作的必要，反映的应当是他的真实心情。 再看张学良。张学良在世时，日本广播协会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等，先后访问过张学良。张学良的回答是(1)9.18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和平解决。(2)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3)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而当问到：张学良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 张学良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 事实上，在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