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但是，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有人也许会说：“虽然东北军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然而，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这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问题还是出在张学良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有人评价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不回东北时有云：“但是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话虽刻薄，却一语中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