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在西安，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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