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忆起，李克强对于当年李诚先生授业的情景仍然点滴在心：他“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对于读书人而言，师道、师格对人格气质的影响尤为深远。 李诚先生读书的品味高，追求“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 他喜欢要能“坐热板凳吃冷猪肉”的治学态度，不能总是躁动不安。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他为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懂的绝不讲。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埋首书斋，很少闲谈，不重衣食，表面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并非是一个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90 年代初，已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北大对在职和在校博士生几乎同样要求，考试频频。为了考试，他甚至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学校的政策是，考试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许多比他小十来岁的“同窗”一起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博士论文答辩前，导师给李克强开出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参加评审即可。而导师开出的这张名单全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无疑是要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时代之子 (导读)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级政法专业新生何勤华向邻座同学打听，哪个是李克强。 翻看花名册，他发现这位名叫李克强的新生与他经历类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就是李克强。”邻座的男生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