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76，身材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有福相。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来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为当年的李克强画像。 1977 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当时，李克强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照样坚持田间劳动，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儿。 时任大队青年团书记的曹德寿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李克强每天从田间归来，都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他也尝试着把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还经常拉上村里年轻人一起看书读报，办剧团、文艺宣传队。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那个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热气腾腾。学生们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到美术馆看展览；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贴出来供围观，持续了半年；因中国男排“逆袭”韩国队，北大学生举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至今仍激动亿万中国人的口号。 一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 岁到31 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就在李克强他们82人入学的同时，1978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打砸抢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时，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在1981年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选。李克强同窗回忆，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同学们大多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读一两遍。 北大的教学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强的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试时写一篇小说作答，竟然分数不低。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强思想活跃、言词犀利。何勤华记得，1979年读大二时，看了一部描写资本家为获取经济利益彼此竞争、丧失亲情的香港电影，他结合《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同学们建议他听听李克强的意见，“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李克强看完说，同学之间不讲客气话，你这篇文章下了点工夫，对《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发表，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文字啰嗦，至少可以删掉2/3；第二，必须补充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回忆，虽然李克强的意见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