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无论是批判旧中国，还是建设新文化，都是很艰巨很复杂的事情，绝不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口号，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进越好。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因为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大量深入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却被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戴上“右倾”、“保守”和“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这个遭遇，很像同时期的鲁迅。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界在关于“革命文学”等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中，创造社、太阳社的言辞很激进，对鲁迅的批判攻击也很激烈，给鲁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绍兴师爷”、“堕落文人”的帽子。 鲁迅的主张看起来不激进，恰恰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深刻和辩证，由此对创造社、太阳社的反批评，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鲁迅说革命文学运动的错误，“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对这样的反批评，毛泽东极为欣赏。1972年11月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中，他对鲁迅与创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评价：“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毛泽东评价左翼文化界的这段公案，或许会想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遭遇。事实上，就在鲁迅写《上海文坛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泽东为反驳“左”倾教条主义，写了一篇《调查工作》，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和鲁迅的反批评，实为异曲同工。 关于毛泽东和鲁迅在深刻了解国情这个问题上的共鸣，有两个文化界的当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个是萧军。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认识的全面性，政治学说，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对照的。” 再一个就是曾经批评过鲁迅的周扬。在1977年4月发表的一篇接受采访的文章中，他把鲁迅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评论说：“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毛泽东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泽东、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毛泽东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三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著名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初见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个见解，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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