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终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如愿以偿地址了党内第二把交椅。从那以后，只要是公开场合，林彪便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毛泽东身边。从那以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辅的党中央”、“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等成为当时中国人最时髦的语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了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颇费了一番苦心。
例如，林彪登上天安门，从来都是注意“紧跟”在毛泽东之后的。
1966年国庆节那天早晨，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李文普忙得不亦乐乎，他一方面要照料林彪穿上适宜于当时气温的衣服（林彪穿衣服是随气温的变化而严格掌握增减的。他从不穿棉衣、毛衣，而只穿布料单衣，并根据气温增减层数，以至有时套四五件衣服。这些惟有熟悉林彪生活规律的李文普才能掌握，其他人林彪也不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谨记叶群的嘱托，掌握好林彪从毛家湾出发的时间，不能抢在主席之前，也不能落在主席之后。
“主席动身了！”林彪警卫值班室收到了中央警卫局的通知后，也从毛家湾动身了，目标都是天安门城楼。原来以为，按毛泽东住处与林彪住处和天安门之间的距离来推算，只要同时动身，两人抵达的时间也差不多。可是，由于毛泽东住地距天安门比林彪住地稍近一些，因此比林彪早到了一两分钟。这在叶群看来，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
“你是怎么搞的？”叶群怒气冲冲地质问秘书李文普，“为什么让首长落到了主席的后边？叫主席等首长，这像话吗！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大事故！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我是照主任（叶群当时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的指示办事的。”李文普解释说，
“主任交代，让我掌握好，只要主席动身了，我们就动身。”
“我交代的意思是不能让首长（指林彪）抢在主席前边上天安门，但也不能在主席到后，首长才到呀。首长可以早到一两分钟，在城楼下电梯旁等主席，不能叫主席先到等首长。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边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到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你懂吗？”
“是我没理解好！”
李文普认了错，叶群这才停止了喋喋不休的训斥。
从那以后，每逢林彪要去天安门之前，总是这样：李文普通过警卫部门的协助，只要知道毛泽东即将动身，就让林彪从毛家湾出发。这样，林彪到后一两分钟，毛泽东也到了。然后，林彪陪同毛泽东坐电梯上天安门城楼，并总是“紧跟”其后。
又例如，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总是随身带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说是“随身”，并不准确，因为这本《语录》平时由李文普保管，临到林彪“出场”前，李文普才交到林彪手中。
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语录》，不时地左右挥动着。集会一结束，《语录》便又回到李文普手里。至于《语录》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林彪从未细翻过。《语录》前面印有林彪著名的“再版前言”，那也是出自钓鱼台之手，版权并不属于林彪。
李文普还讲过林彪向毛泽东批送文件的变化。他初到林办时，多次看到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或“送主席批示”。从1967年初开始，“请”和“送”都不再用了，而代之以“呈”字。
这一字之改，曾引出一段对话：
叶群：“今后凡由李根清仿首长字体批给主席的文件，一律写‘呈主席阅’或‘呈主席批示’。不要再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了。”
某秘书问：“为什么呢？”
叶群说：“‘呈’字比‘请’字显得更恭敬些。过去封建社会，下文上送才叫‘呈’。解放以后‘呈’字已经没人用了。”
随后，叶群又解释说：“这对别人不需要，对主席完全可以。主席的地位最高，怎么恭敬也不算过分。特别是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除此之外，林彪、叶群更有一种“紧跟主席”的妙招，叫做“主席画圈我画圈”。这是叶群在秘书们面前正式宣布过的林彪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一条“原则”。
由于林彪本人从不亲自看文件，而只听秘书给他讲，因此该由他表态画圈的文件，这个圈他也不亲自画，而让秘书代画。但叶群严格交代，只有主席业已圈阅或有过表态的文件，在给林彪讲过之后，秘书们才能根据“主席画圈我画圈”的“原则”，把这个圈画上；否则，宁肯把这份文件推出去，也不能由林彪带头表态。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不到林彪对中央处理的重大问题时的表态与毛泽东的表态有任何抵触之处，以致造成林彪“一贯紧跟”的假象。
1967年夏，林彪又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一天，他把秘书张益民叫去，口述了一封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其中，提出了6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和文章，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还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
据说，周恩来看到这封信后，曾表示大可不必。但林彪“突出主席”心切，就绕开中央办公厅，派工作人员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家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人民大会堂接连举行一些群众集会，林彪只要听说这种会正在召开，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印好的林彪信件到会场内散发。如此一来，一举两得，既表示了“突出主席”，又宣传了自己的“谦虚”。
1968年夏，林彪坐车出去兜风，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谈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他回来之后，就通过叶群吩咐秘书，必须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
这样的事一共干过两次：头一次是叶群亲自带着警卫人员干的；又一次是叶群派秘书李文普和另一名林办工作人员干的。
李文普问叶群：“在大街上公开去撕标语，这是不得了的事。如果被人揪住，怎么办？”
叶群说：“这个，你们用不着害怕。你们穿上军装，坐上汽车，沿市内各主要街道察看，如果发现有宣传首长的标语，就上去把它扯掉。一旦有人查问你们，你们就堂堂正正地打出首长的招牌，说明你是林办秘书，是奉首长的指示这么干的。他们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来问。”
虽听叶群这样说，李秘书心中还是不太有底，但实际上也还是不太有底。他们是在夜深人静之后才上街的，直到天亮后才回来。一夜之间，乘车行程近百里，撕掉宣传林彪的大字标语30多张。中问曾两次被人盘问，李秘书都照叶群的交代如实亮出“招牌”，的确很灵。盘问者看看他们身穿军装，又望了望停在附近的上海牌小轿车，知道来头不善，也就缩口了。
李文普完成“任务”之后向叶群汇报，叶群又拿它作资本到处宣传。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向中央文革报告说，街上宣传林彪的大标语已在一夜之间被人撕掉，据称是林办的工作人员干的，但不知真假。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给予证实，也就又一次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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