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先生是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共产党，多年后被打成“右派”。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对他的研究和理解，也会使人们加深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 曲折经历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又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附提一句，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张岱年也走上了哲学之路。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荡，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他在1946年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五四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钊一同创办了 《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此时还有桩“小事”值得一提。著名史学家赵俪生是张申府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张申府亲口对人说的这桩小事。这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是馆长室秘书，当馆长不在时，由他代行馆长事务。一次，图书馆一位满口南方土语的青年图书管理员交来一份缮写的材料或卡片，因为缮写得不够工整，张回忆说，他客气地要对方“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但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不快之色。这位青年图书馆理员姓毛，名泽东。赵俪生继续写道：“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920年年末，张申府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正是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并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但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1925年初，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其 “铁的组织纪律性”似乎认识不足，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退党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建立而奋斗。1935年当国难当头之时，他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在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逻辑课上，他时时置“数理逻辑”于不顾，向学生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人之一，与当时的清华学生姚依林在西单亚北点心铺楼上指导游行。他因此被捕入狱，后虽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却被学校解聘。由于他此时已经退出共产党多年，所以后来的 “历史”在谈到“一二·九”时，很少提到张申府，对他的重要作用更是绝口不提。历史求真，委实不易。出狱后，他倾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参与了民盟的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华北总支负责人。 张申府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张申府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当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进行淮海战役时，张申府仍在《观察》杂志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结果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被开除出盟。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供职北京图书馆。据赵俪生回忆，建国初期有次听苏联专家报告，会后恰与张同行，“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了，怎不叫人吃惊！”(同上，第159页)读史至此，笔者也不禁“呜呼”：如果张先生早几十年就研究《麻衣相书》，或许会看出那个当年无人注意的图书管理员将是一个 “倒海翻江卷巨澜”、搅得“四海翻腾云水怒”的人物罢？难怪，大字不识几个的“海上闻人”杜月笙有句名言：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可不行。 虽十分冷寂，但“不识人”更“不识时务”的张申府在1957年还是未能逃脱“右派”厄运，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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