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而立之年的石钟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届毕业生。九年前——１９９０年，他还在军艺文学系就读时，便以《兵舍三味》等一组清新脱俗的短篇为人瞩目而步入军旅文坛。如今，他已出版《男人没有故乡》等两部长篇和《大风口》等百余部(篇)中短篇小说，成为晚生代军旅小说家群落中一名颇具实绩的活跃分子。 粗观石钟山的创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读出一个路向，即多以平淡笔墨写凡人小事，而少以金石之声唱英雄壮歌。此现象一般说来，主观上或可追溯到作家的个性、气质之类的制约，客观上或可寻觅出８０年代末兴起的“新写实”之风的蛛丝马迹。但从军旅文学的规定角度考察，则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无奈性，在军旅文学某些新动向的背后，是当代军旅生活的变异，是当今军人价值定位的滑动和重新寻找。 ８０年代中期前后，正当李存葆、朱苏进、莫言等一批崛起于新时期的军旅文学骁将以“当代战争”(如《高山下的花环》)、“和平军营”(如《射天狼》、《引而不发》)、“历史战争”(如《红高粱》)三条战线交叉构筑军旅文学的主体辉煌之际，石钟山们还只是一名新兵或者文学爱好者。军旅文学鼎盛时期的壮丽风景对他们不可能不产生刺激和诱惑，一个最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至少有一部分晚生代军旅作家是在“花环”眩目的光芒照耀下，奔向了“红高粱” 癡 洋血海般绚烂缤纷的文学世界的。问题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进文坛时，才蓦然发现此时之文坛已非彼时之文坛，风景殊异，人是文非，文学已从社会中心滑向了边缘或从高峰跌入了低谷，观者云散，四遭寂寥，他们的登台表演，已经是无人喝彩了。 此时刚刚进入９０年代。 市场经济的活跃，大众传媒的扩张，物欲的空前释放，金钱的无孔不入，理想的失落，英雄的消解，“烦恼人生”有如“一地鸡毛”，偶尔“遭遇激情”也“懒得离婚”，即使“过把瘾就死”也“不谈爱情”……无序的活跃，混乱的多元，失落而迷惘的价值指向，正是９０年代初文学形态的一般表征。在此情势之下，文学的“失语”和作家的分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它作为社会转型期之过渡阶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在此无暇深究，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形势客观上为晚生代作家的乱中取胜、乘虚而入、脱颖而出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试想，如果８０年代的那一批小说中坚继续在文坛上叱咤风云引领风骚的话，那么，晚生代们何时才得以崭露头角呢?这就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世上新人赶旧人”；或者也可以换一角度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当然，晚生代们是带着他们自己有别于前代作家的对生活、对文学、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和表达走向文坛的。石钟山也是这样。他最初集中于短篇创制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方略，就是在平淡中写出韵致，在无心处蕴藏精巧。他最善于从一件最不惹眼的小事、一个平凡的场景、一种普通的现象(如一条巡逻小路、一张战士床头的女友照片、一个老兵睡觉打鼾的习惯等等)之中捕捉和提炼出一种“兵们”的情愫、心绪和机趣，以他那淡淡的而又富于韵味的语言渲染出一种氛围，不露痕迹地结成一个“扣子”，到小说结束处再唰地一抖开，让你的心格登一下或怅然若有所思、若有所动、若有所失。那时候，他几乎成了一个发现与把捉“兵趣”、“兵情”与“兵味”并给以“短、平、快”反映的能手。他的短篇，为９０年代沉闷的军旅文坛吹来了一阵淡淡的清风。 显然，石钟山没有李存葆的大气磅礴，没有朱苏进的锐利深邃，更没莫言的天马行空。他以自己的小巧、平实和拙朴来区别他们、排斥他们并确立自己。应该说石钟山是成功的，这是一种明智的扬长避短，也是一种无奈的别无选择。说他明智，是因为他懂得避其锋芒，从前代作家林立的高大身影间穿行而过，迂回前进；说他无奈，则是因为前代作家所发出的声音过于洪亮高亢，虽然时隔多年却仍然轰鸣不绝，余音如缕，要想在力度或高度上超越他们几乎不大可能，惟一能做的就是独辟蹊径，另弹别调，比如以小桥流水来区别于大江东去。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对某种体裁样式(譬如短篇)的选择，但也不仅仅如此。更包括了一种气势、一种境界、一种风度和一种胸襟。 说到选择，以往我们常常比较注重作家个人或主观的一面，其实选择往往是双向的、互动的，应该充分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略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局限和客观条件对主观的制约。此所谓“形势比人强”或曰“时势造英雄”是也。石钟山选择以短篇形式写凡人小事来作为他进入文学的突破口，其考虑依据有文学的因素，更有非文学的因素，文学一面的我在前面已略有论及，作为非文学的一面，我想首先起作用的是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说，石钟山入伍于８０年代初，其时，共和国以来最后的战争(１９７９年南部边疆战争)已基本烟消云散，他没有参战的机遇，甚至也没有李存葆们亲临前线感受战争的幸运，对军旅文学的基本主题——战争，他一时无缘置喙。同时，“文革”早已结束多年，对于军队在这场“政治战争”中所受的种种创伤也缺乏感同身受的深切体验，自然也就难以获得朱苏进们那样的“第三只眼”去予以反观审察。再者，囿于非农人的出身，在地域文化方面他先天不足，没有一块像莫言们的长出过“红高粱”的文化沃土去供他深耕细作……如上种种，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石钟山选择他身边的凡人小事，或者反过来说，９０年代的军营生活选择了石钟山们这一批晚生代军旅作家来作为这一段特定时期的某些层面的代言人实在是一件再正常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一种限定，也是一种优势。我曾多次著文说过，军旅文学有一个特点，即不同年代的兵必须有不同的“代言人”，此乃由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军队成员急剧的流动性所决定。他们的前代作家虽然在思想、艺术修养诸方面都与时俱进日臻成熟，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成就的丰硕和官阶的升迁，对基层官兵的现实生活却愈来愈疏离了、隔膜了。及时准确地反映８０年代以来行进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军广大基层官兵的思想感情，就成了从这个队列里走出来或还在这个队列里行进着的晚生代们的某种“专利”。他们思想的磨砺、技巧的训练或许都还有种种不及，但来自生活本身的丰厚馈赠却保证了直觉的纯正和抵达生活本质的可能。 譬如“平凡”二字，也许就抓住了当下部队生活和军旅人生的或一本质。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结束，对话取代了对抗的国际大势的形成，以及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心转移等等，军队的作用和军人的价值实现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军人指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炮火中建功立业的梦想变得愈益渺远，往昔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更多地被一些平常的日常事务所消解，动辄你死我活的生死考验日渐演化成世俗生活中的某一种麻烦、某一种困窘、某一种艰难，它虽然不见得要流血牺牲，但似乎却更贴近了一般人们的生活真实和生存状况。质言之，在和平时期中军人职业的特殊意味被淡化了，它与诸多行业的共性被凸显出来了，(譬如航空、铁路等部门纪律的严格性，煤矿、地质等行业的艰苦性等等，都与军队相近似)因此，它由神圣变得普通，由神秘变得可爱可亲，由神话一般的遥远高蹈变得真切而可信。 石钟山的中篇近作《热爱生活》，就是以一种“低调”叙述，描绘了通讯参谋李大亮的故事，这是一个军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他的七情六欲和烦恼窘迫以及为了热爱生活而付出的代价乃至牺牲，是属于军人的，而又不仅仅是属于军人的。这是一个没有花环的故事，它记述了一位没有勋章的烈士，这位“烈士”走过了一段没有掌声的人生旅途。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不是透露了石钟山和晚生代军旅小说家们的某种无奈?这是作家对于生活的就范?还是生活给予作家的启迪? (载《战士文艺》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