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平反后，王光美在郑州迎接他的骨灰。 专案组设立不明不白 1966年冬，“倒刘”气氛日浓，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专案组一直在江青、康生操纵之下。 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升级。“最初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拒做伪证被江青批右倾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受审七昼夜只能违心交代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洲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洲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就这样，经连续7天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20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1956年8月，河北师范专科学校扩建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更是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专案组成员学历不能高于初三 曾在广州空军政治部任创作员的郑彦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奉命采访时，与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有过几天接触。他后来回忆刘副主任说起进刘少奇案组的要求，“大惊”： “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我说我一直想上大学，但是要部队推荐才行。他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我大惊，想说前两条都可以理解，最后一条怎么这样定，但我张开口却没有说出来，心里头的想法，至今也没说给任何人。”（兵网摘编自《小康》《今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