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们治学之余,如何尽其所长、有裨时政,仍颇值思量。 民国肇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然其所言所行令拥戴者颇为失望。革命元勋章太炎实在看不下去,忍无可忍,于是不顾亲友劝说,毅然决定北上帝都,挽救危局。临行前,他留诗一首,颇能反映当时之心境: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睢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睢,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行动,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一干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最后,袁世凯实在没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章太炎从此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按照许纪霖先生之划分,章应算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虽具现代意识,但毕竟深受旧学熏染,对其而言,参政议政与“澄清天下”,实乃义不容辞之责任,故传统士大夫情怀甚是浓厚。 若循社会嬗变之常态,章氏之后,伴随一种新式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知识精英与政治的距离当渐行渐远,他们可以是社会的良心,但未必定要参政议政,甚或可以“回到故纸堆中去”。然而,现实总出人意表,民国就有这么一拨知识人难以忘情于政治,充当“现代士大夫”之角色。 众所周知,傅斯年由于其耿直倔强的个性,人送外号“大炮”,曾在40年代接连放出两记让众人为之叫好的炮弹。国民政府中的两位贪官孔祥熙、宋子文相继饮弹倒台,成为傅斯年抨击时弊的“炮灰”。为平息此事,蒋介石亲自宴请傅斯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不等蒋把话说完,傅大炮便回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敢于当面对蒋介石说“NO”,这表现了一个知识人应有之气节。也正是凭借这股子“书生言政”的闯劲,傅斯年成为30、40年代民国政坛上无官无品的“监察御史”,弹人无数,令恶势力拿他无可奈何。有人甚至曾戏言:“在中国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在蒋介石面前敢于翘着二郎腿大言炎炎。” 然而,也就是这尊令人敬畏的“傅大炮”,却又深陷于“政治泥潭”中难以自拔,他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极度失望,却无法摆脱“正统观”情结,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却难下抉择,舍弃一方,只好书生言政,时时刻刻处在巨大矛盾之中,为何这般呢?此矛盾特性并非“傅大炮”一人所独具,而是当时处于国仇家恨、社会动荡剧变中的知识分子们之普遍心态。傅斯年乃第三代知识分子,少年经历过一定的国学熏陶,青年时期沐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之中,在30、40年代逐渐崭露头角,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不过这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死穴”,虽经五四洗礼,对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激烈的批判精神,已迥异于章太炎式的同政治紧密结合为一体的传统士大夫,而是新式知识分子。但由于刚刚与传统文化“割断脐带”,所以“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仍旧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加之其对西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感之向往,致使他们一方面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却身不由己地走入改造社会的魔方当中,久久不能自拔。厌恶政治而抨击时政,不愿做官却身居要职,这就是傅斯年们的困境,进退两难,欲走还留。传统文化的影响虽不明显,但却化作一种隐含在第三代知识分子体内的磁性,使他们不得不围绕着本不喜欢的政治这个大磁场转动,成为一名现代士大夫。 当然,民国最“杯具”的“现代士大夫”,非陈布雷莫属。本来,陈人生理想是做一名仗义执言、善打笔仗的新闻记者。其于辛亥革命爆发前进入《天铎报》,负责社论。其文简洁有力,观点鲜明,把矛头指向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时间,“布雷”之名已是名满天下。后陈被蒋介石引为幕僚,虽满足了参与政事之理想,却深陷泥潭中难以自拔。不该参与政治,却身处政界中枢；不该选择蒋介石,却一生效尽愚忠；不该不识时务,却整日里做着言不由衷之工作。就这样,陈从充满希望到渐趋失望,由彷徨痛苦到麻木无奈,再由崩溃绝望终至选择死亡。一个极度矛盾而凄惨的民国知识人的末路悲剧在1948年的11月13日划上了休止符。 陈氏之死是个人与时代共同缔造的一出悲剧。已接受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的他,却又具有传统士人积极入世之精神,然而此精神必须借助于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方可得以实现。于是,陈布雷在经过权衡后选择了国民政府,从此一步步走向末路。 当下中国,“现代士大夫”已然消逝殆尽,全无踪影。只是知识精英们对于政治与社会之责任、担当及作为,却时常难孚世人之期。治学之余,他们如何尽其所长、有裨时政,仍颇值思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