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信息联合作战

着眼于信息联合作战

　　联合，是提升作战能力、取得胜利的组织手段。人类战争在经历了徒手作战、冷兵器作战、热兵器作战和机械化作战等几次大的变革之后，正进入信息化作战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信息协同成了提升作战能力的第一要素。

　　20世纪70年代之前，电台与雷达主要编配在各自独立的侦察和通信部门。所谓联合只能是在各自系统内通过不同功率的雷达、电台的搭配，提高效率。所以称为单一门类的情报与通信系统的初始配合期。

　　20世纪70—8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与侦察、通信和指挥控制系统的联网，形成了名噪一时的 C3 I系统。它的出现虽对当时的战争起到了惊人的支持作用，但由于它的联网还局限在本军种范围内，不能实现跨军种的信息共享，所以称为军种内部的有限信息联合期。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全面使用和数字化部队的发展，西方军队对于“烟囱”式的有限信息联合日渐不满，并就如何实现这方面的改革展开大讨论。1998年10月，美军在综合指挥控制战、网络战、黑客战、信息欺骗、心理战、实体摧毁等讨论成果的基础上，颁发了《联合信息作战条令（ JP— 13）》，明确指出：联合作战的胜利主要依赖于战争各个层次，以及整个军事作战过程中能否有效地实施联合信息作战。

　　信息联合作战虽然问世不久，但剖析西方军队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实践及相关文件，仍可发现其实施的要点。

　　1、建立统一的信息联合作战指挥与协调中心。美军《联合信息作战条令》指出：计划和协调信息作战是联合指挥官的基本职责。联合指挥官从受领任务、转入作战状态那天起就应着力于敌对双方信息战能力的调查与评估，并据此提出联合信息作战的总体目标、基本策略、任务区分与协调原则。但是，面对联合战役内成千上万个不同功能、不同频谱的信息作战单元，即使技术先进的美军也不得不承认，仅靠联合指挥官一人是无法完成这样复杂的全面协调与指挥控制的。所以，必须在他的联合指挥部里，建立由信息战专家组成的联合信息作战指挥与协调中心，并由它与所属各军兵种部队的作战、情报、通信、火力等部门的信息战军官，共同形成一体化的信息战指挥协调系统，协助联合指挥官调查、分析信息作战环境，计划频谱的分配与管理，选择并确定对不同目标的打击程序，接收有关的信息反馈并在指挥官的意图下，策划、协调下一步的信息作战行动。

　　2、制定统一的信息联合作战计划。信息作战是分秒不息的全动态作战，但却要求制定统一的指导计划。那些认为信息作战瞬息万变、无计划可言的观点，非但不符合已有的信息战事实，而且也否定了信息战的可指导性，是不了解计算机虚拟现实对于认识战争规律的能力的表现。美军不但强调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从预先计划与随机计划的关系上指出了预有计划是战争准备的基础，随机计划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预有计划的修订。没有预先计划下的周密准备，即使有了临战的随机计划，各级部队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准备，迅速开赴战场。为使临机修订的计划能够尽快下达部队，跟上战争的需要，他们还创造了拟制计划的矩阵法。其操作原理虽然浅显，但在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危机时，美军均能在十几个小时内将原有的计划迅速修订为临机情况下的实战计划，并战而胜之，一再证明了计划工作对于实现信息联合作战的重要意义。

　　3、建立一体化的信息支援与技术保障制度。信息联合作战中的信息支援和技术保障，不单是指联合部队内部的相互支援与技术保障，更主要的是指国防和国家乃至社会各行各业对于战役的信息支援与技术保障。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联合战役的信息联合作战是在国防、国家和社会的信息支援与技术保障下的全方位、全纵深一体化信息作战。国防和国家的信息支援与技术保障是一体化信息联合作战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美军《联合信息作战条令》提出：国家信息系统、国防战略信息系统、政府和非政府的信息部门、友邻战区、诸军兵种等，均对联合作战具有信息支援和技术保障的责任，强调这种责任应从平时开始，即在军队内外和全国上下形成制度。美国的这些“制度保障法”，虽然是由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固有矛盾促使产生的，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次局部战争中，能够迅速地动员大量的信息技术人员和器材，国家的参众两院、政府部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国防部和参联会各机关、国防卫星系统、信息技术处理中心等，向远在万里的联合部队提供及时的信息支援和技术保障，无不有力地证明：健全高效的信息支援和技术保障制度，较之具体的技术工作更有力、更管用。只要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工作上的一切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