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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大学正在慢慢死亡 为了学费不顾体面

2015-4-13 07:2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787| 评论: 0

摘要: 【兵网编者按】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5年4月6日刊。作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几年前,在亚洲,一位骄傲的校长带我参观了他那座巨大的、设施先 ...

【兵网编者按】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5年4月6日刊。作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几年前,在亚洲,一位骄傲的校长带我参观了他那座巨大的、设施先进的大学。同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相称的,是他身边的两位年轻保镖,他们高大魁梧、西装革履,对于他们,我所知的只是夹克衫下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称赞完他新建的闪闪发光的商学院和该国最先进的管理研究所后,校长停顿了一下,允许我说几句恭维话。当时我却评论说他的学校里似乎没有什么批判研究专业。他困惑地看着我,好像我在问他每年授予多少钢管舞专业博士学位一样,之后他非常生硬地回答说:“我会听取你的意见。”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件什么尖端科技,轻轻弹开它,并向它说了几句简短的韩语,可能是“杀了他”之类的。一辆有板球场那么长的豪华轿车开来,校长被他的保镖簇拥而入后,车子扬长而去。我看着他的车在视线里消失,猜想着他的处决令什么时候执行。

这件事发生在韩国,但它可能也在这星球上的任何地方发生过。从开普敦到雷克雅未克,从悉尼到圣保罗,一件就其自身来说比得上古巴革命或者伊拉克入侵那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展: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大学慢慢死掉了。大学,在英国有800年历史,历来被讥讽为象牙塔,这种指责总有几分道理。但它们在自身与社会整体之间建立的距离,一方面起着作用,一方面又瘫痪了。在狂热追求短期实用而无法自我批判的社会秩序中,大学反思其价值、目标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当产生伊拉斯谟、约翰弥尔顿、爱因斯坦和巨蟒乐团(Monty Python)的机构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时,这已然危急的距离正在消失,以至于快要完全不见了。

这对很多美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毕竟,正是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企业化提供模板。但在英国浮现的,是那种可以被称为“没有带来富庶的美国化”——至少是美国私立教育的那种富庶。

在那些传统的、为英国绅士而备的人生最后一所学校里,这甚至也快成为现实,几百年来,牛津和剑桥这些学校借助慷慨的捐款,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与更广大的经济势力相隔绝。几年前,我辞掉了牛津大学的一个教席(这种事跟爱丁堡发生地震一样稀罕),因为当时我搞明白了在很多方面,有人指望我像一个CEO那样去做事,而非一名教授。

3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牛津大学,那时候任何这样的职业作风都将遭到有教养人士的鄙视。我那些殚精竭力完成博士学位的同事,有时会使用“先生”而非“博士”这样的头衔,因为“博士”代表了一个需要付出苦劳的学位,这种苦劳毫无绅士风度可言。出版论著被认为是一件相当粗俗的事。而每隔10年左右发一篇论葡萄牙语语法或古迦太基饮食习惯的简短文章,被认为是约略可行的限度。更早以前,大学教师可能不需要为本科生费心安排课程。相反,如果有什么想法打动了本科生,比如想讨一杯雪利酒,或想聊聊简奥斯汀或胰腺的功能,他只要到老师们屋里串串门就可以了。

今天,牛剑依然保有其大学品质。在那里,是大学学监决定如何投资学校的钱,在花园里种什么花,教师公共室里该挂谁的画像,以及向学生最为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花费了更多钱在酒窖不是在大学图书馆里。

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学校全体教师在会议上做出,从财务、学术事务到日常管理的一切都由学校选出的学者委员会执行,它对全体学者负责。近年来,这种令人钦佩的自治系统不得不面对一些来自大学的集权化挑战,正是这种挑战导致我本人的退出。但总的来说,这种自治系统已经站稳了脚跟。正是因为牛津剑桥的学院大部分是前现代机构,它们的规模太小,可以作为去中心化民主的典范,所以尽管这是令人不悦的特权,它们得以继续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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