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时代不同了。据英国政府的说法，所有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现在必须把自己看作所谓知识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知识经济要对社会产生可衡量的影响。相比古代历史学家，航空工程师的影响是比较容易衡量的。而这个游戏，药剂师可能比现象学家玩得更好。那些不能吸引来自私营产业的丰厚经费，或者不太可能拉到大量学生的专业，都将陷入长期危机状态。学术价值等同于你可以找来多少赞助，而一名受过教育的学生将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可雇用的人。这不是一个成为古文字学或古钱币学者的好时代，这些职业名称我们很快都无法正确拼写，更不用说将其当作一个职业了。 人文学科滑坡的影响，可以在其下游的中学教育系统中感受到，其中现代语言课程急剧衰落，历史指的是现代史，古典教学主要局限在像伊顿公学这样的私人机构里。（因此，伦敦市长、伊顿公学出身的鲍里斯约翰逊，经常在公开声明里穿插贺拉斯的句子。） 的确，哲学家总是可以在街角开设一间“人生意义何在”的诊所，现代语言学家可以在战略公共场所执业，那里可能需要一点点翻译。一般来说，这种思路就是，大学必须通过成为企业的辅助机构，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正如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冷竣指出的，它们应该充当“咨询机构”。事实上，它们自己已经成为赚钱的行当，开始经营酒店、音乐会、体育赛事、餐饮设施，等等等等。 如果说英国的人文学科分支已极度萎缩，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主义力量推动，同时却资源寥寥。（英国高等教育缺乏美国的慈善捐献传统，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富翁比英国多。）我们也提到过，英国社会不像美国，传统上高等教育不被视为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事实上，这大概是今日英国多数大学生的信念，即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免费，就像苏格兰做的那样。虽然这种观点中不免有一定的切身利益，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教育青年，就像保护他们免受连环杀手戕害，应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而非盈利问题。 我自己曾经是政府奖学金的受益者，在剑桥当了七年学生，无需付出任何费用。确实，在那个敏感的年纪，如奴隶般仰赖政府，其结果就是我变得毫无气概，委靡颓唐，不能自食其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猎枪保护家人，我恐怕也难以做到。我依赖政府以至于懦弱，甚至不时呼叫当地消防部门，而不是自己伸出粗壮的手臂扑灭火焰，并以此闻名。即便如此，我仍然愿意为七年免费剑桥大学生涯，交上自己阳刚的独立个性。 的确，在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英国人口中只有约5％读了大学，今天，有人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0％左右，不能再负担那样的慷慨精神。然而仅举一个例子，德国就为其庞大的学生群体提供免费教育。英国政府如果认真考虑解除年轻一代肩上沉重的债务，可以严查那些不道德的逃税富人，追讨每年数十亿的财政损失。 同时，应当寻求恢复大学的光荣血统。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屈从于严厉的检视，而大学和文科是少数仅存的另类竞技场。人文的价值不在于其方式是否符合主流观念，而在于事实上的相悖。两者整合并没有价值。相比现代，以前的艺术家们更彻底地融入社会整体，但这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往往是某种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政治权力代理人和维护现状的喉舌。而现代艺术家却相反，在社会秩序中没有这样安身的神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或她拒绝将虔诚认作理所当然。 但是，在一个更好的体系出现前，我本人已决定听天由命，去面对那些无礼的庸人和粗鲁的实用主义者。说来惭愧，我现在也在课程开始时，询问我的研究生是否能买得起我那些独具慧眼的文学见解作品，或他们能否凑合着发表一些有益的、哪怕不那么闪闪发亮的评论。 充满洞察力总是惹人厌烦，并且也许不是跟学生建立友好关系的最有效方法；但它看起来是目前学术氛围的必然结果。对于那些说这是给学生分三六九等的抱怨，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为我最敏锐的分析交出现金，也完全可以来物物交换：新鲜出炉的馅饼、自酿啤酒、针织毛衫、厚实的手工皮鞋，所有这些我都乐意接受。毕竟，生活中不仅只有金钱。 (兵网源于澎湃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