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伤亡过半，许多人对抗战前途生出悲观情绪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1月，中日军队先后经历了淞沪、太原、徐州、兰封、武汉等诸多大型会战。甚至不得不掘开了黄河，以延缓日军攻势。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统计： “自去年七月（1937年7月）至本月（1938年11月）死伤官兵，第一期四十四万七千，（由开战至南京失守。）第二期（自南京失守至徐州失守）死伤官兵三十四万二千。第三期(自徐州失守至本月二十日）死伤官兵二十五万四千，总计一百○四万四千，内官长伤二万七千百余员，死一万三千五百余，士兵伤六十六万九千余，死三十三万四千余，即伤与死之比为二与一，官兵伤亡之比为一与二五。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者尚未计及。）”① 开战之前，国军总兵力为207万。②至此，其伤亡（104余万）已然过半。至于所补充者，多系毫无训练之新兵——此点，中、日有所不同。日本战前已有完备的义务征兵制度，故其所补充之“预备兵”、“后备兵”，均受过良好训练；中国则因军阀割据，部队被视作个人政治资本，重私人关系的募兵制盛行，重国家义务的征兵制则无法实施。 所以，当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有两大问题亟需马上解决：1、抗战究竟还有没有前途？2、如果有前途，那么，伤亡已到如此地步，后续的战略该如何调整？ 大约从1938年7月份开始，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有相当部分的人士已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蔓延甚广，以至于汪精卫在1938年12月份秘密脱离重庆前往河内时，曾乐观估计将会有大批的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包括云南、四川、广东、广西诸省——响应他的旨在“恢复中日和平”的“艳电”。如何阻击这种悲观情绪的蔓延，成了摆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高层的一道难题。而阻止这种悲观情绪蔓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拿出新的可行的抗战方略。 于是遂有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