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上午，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 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他还讲道：“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会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去了。在他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宣传高产“卫星”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 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些，万毅大为震惊。散会以后，他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到门外，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得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变了。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在小组会上表示过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了。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万毅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他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我和赵尔陆同志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他说自己已经有一台了，还送他这个干啥。我说我正好没有，彭总有了就给我吧。他就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万毅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 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想解释一下他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他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李井泉就打断他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万毅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可能觉得李井泉的话过于生硬，便打圆场说：“万毅同志，回到军委会上讲吧！” ■扩大再扩大的军委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旨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目的有二：一想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所以140名与会的军队领导中没几个积极分子，会开得冷冷清清。为此着急的康生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会议扩大到1000多人，同时派出18架飞机将各地的军事将领接到北京。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分设两个会场，在怀仁堂和紫光阁。因为人多，两个会议厅坐得满满的。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会场，接受批判和检讨。一会儿大会批，一会儿小会批，大会批判的次数比小会多。大会批判时，元帅们，包括彭德怀，都坐在主席台上，黄克诚也在台上坐着。林彪参加会议的次数不多。批判发言的人也不上台子，就在座位上站起来说。迫于当时的形势，高级将领中发言的比较多。但绝大多数讲不出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扣几顶大帽子完事。但也有个别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彭德怀坐在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烟抽得很厉害。他的两边坐着贺龙元帅和陈毅元帅。他有时从贺龙的烟盒中拿一支，有时伸手向陈毅要一支。 为了批判的需要，中间分组进行了重新划分。但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揭发批判仍不多。分组会的气氛还算宽松，没有强迫命令式的指名发言或轮流发言，所以正儿八经的发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怀上书犯了错误，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见书发下来，让大家对照着批判。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连给大家读一遍都没有。还有人说，彭总的错误言论是不相信当时浮夸的亩产量数字，于是大家又议论起一亩到底能收多少年粮，有的掏出笔计算，有的提出要去参观卫星田。当时的气氛已不允许说真话了，于是许多人都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过的将领见面后都问的是同一句话：“你发言了没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没有”。 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了一段，会后还有总政指定的人找不发言的人“个别谈话”，特别是那些过去历史上与彭德怀有过交往和隶属关系的，都要谈话，动员他们大胆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要他们“划清界限”，这种“谈话”十分严厉，有时整整谈一夜，完全是审讯的架势，甚至围攻逼供。到1959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4人。 ■直言的钟伟被当场带离 在许多描写与庐山会议有关的所谓纪实作品中，你都会读到如下的文字： 在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个批判组里，身为小组组长的国防科工委主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不相信彭、黄两个老首长会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小组成员“学习”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反党”反在什么地方。当大家“学习”过后，却有了与彭德怀信中同样的感受。原本就冷场的小组批判只好解散。当有人提醒万毅这样做会招来麻烦时，这位老军人以特有的耿直说出人们心中的心里话：“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是真正找麻烦呢，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万毅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这是一段精彩却不够真实的文字。 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万毅将军，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专门对这段描写做了更正。他说：“……（文章）最后还写到，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有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是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可能当组长！再说，在庐山会议上，已作出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军委扩大会上谁还能公开唱反调。我认为这一历史事实应当澄清。” 但当时敢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他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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