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历次调整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坚决维护改革的权威性严肃性，通过强化纪律约束，切实把调整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视为“高压线”，决不允许任何人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干扰改革，确保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实现既定目标。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我党在领导军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历来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当前，在我军改革大幕即将开启之际，回顾我军历次重大改革实施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和启示，将能激发新的战略智慧和勇气，开拓新的战略视角，以更加深入稳妥地推动改革进程。 坚持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我军建设发展历程中，每逢有重大调整和改革时，都高度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头脑，统一官兵行动，充分调动官兵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形成改革的巨大合力。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我军为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对体制编制进行了调整。然而，有些人看不到中国革命发展之大势，固守游击主义、自由主义等落后观念，产生了消极和抵触情绪。 为此，毛泽东亲笔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指出“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也指出：“红军本身的编制，必须力求进步，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要有统一的训练，集中的指挥。”这些重要论述，为统一官兵思想、消除思想误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为红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抗战时期我军实施精兵简政，涉及部队编制体制调整、人员去留和工作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精不简”和“精简主义”两种错误观点。前者看不到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症结所在，产生了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倾向。后者一味主张要精要简，急躁盲动，缺乏韧性，极易损害部队战斗力。 针对这些问题，我军注重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官兵。1942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彻底实行精兵政策》社论，指出:军队实行精兵主义，是“敌后军事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坚持敌后斗争和准备反攻的重要步骤”。 9月7日，毛泽东发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文章，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强调各根据地机关庞大、指挥不便，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 在强大的理论指导下，广大官兵对精兵简政的目的、意义有了深刻认识，进一步增强了革命觉悟和紧迫感、责任感，绝大多数都能服从组织决定，有效化解了精简整编中的阻力矛盾。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针对军队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等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论述和深入剖析；各级指挥员深入一线进行思想动员，引导广大官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针对军队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等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论述和深入剖析。图为毛泽东和与会人员合影。 这次会议在我军正规化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两年以后，党的八大对此作了深刻总结：“这次改革从规模来说，比我军历史上的几次转变都大，可是在实现这个转变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顺利，震荡较小，成绩较大。” 改革既需要各单位、各部门密切配合，主动作为，也需要注重宏观调控，强化跟踪督导，使各个层级环环相扣、各个领域相互呼应，使工作落实前有牵引、后有推力，确保改革按照既定目标、方向和路径顺利推进。 抗战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精兵简政的决策部署以后，高度重视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对认识不到位、改革不彻底等情况进行了有力督导。 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在华中，有些人提出“地区特点论”，认为中共中央的精兵建设指示只适用华北，华中特殊不能精简。 1942年1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和中央军委军事建设的指示。陈毅在会上作《论军事建设》的报告，指出应纠正建军工作中的几种不正确倾向，主力实行精兵主义建设的新方针。 4月17日，新四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华中执行精简“稍有出入”。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就华中精兵简政发出指示，要求下最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并指出：“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 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等发出指示，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 1975年至1982年，我军又先后进行精简整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但离中央军委“精兵、合成、高效”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邓小平看到1982年的改革方案后仍不满意，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调改方案，并对机构改革、建章立制、选拔人才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直到百万大裁军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出台。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宏观统筹和强力推动下，各级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贯彻落实军委的决策部署，逐级督导落实，层层细化分解，坚决贯彻执行，使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相互衔接配套，有效化解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力确保了改革按既定目标和路线顺利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