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兵心网综合，资料摘自《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美）石约翰著，王国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 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恰恰发生于国家内部问题开始暴露之时。烧杀抢掠的背景就是18世纪结束、19世纪开始的时期，更根本地说，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兴起之时对中国变本加厉的蔑视。这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英国试图以违反中国法律和破坏中国的国际平等地位的方式来解决贸易和对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企图引起对抗，最终发生战争：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年到1860年的另一次冲突，有时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和条约中以外国压倒性的胜利告终，为以后百年中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与西方的积极的贸易作为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商业发展的附属物而在16世纪重新开始。贸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西方商人很快就面临着困扰了所有过去与中国做过生意的外国人的问题：中国需要向他们购买的商品远比他们向中国求购的要少。结果，收支平衡的问题就出现了，西方国家被迫向中国输出白银以弥补他们购物的开支。 到18世纪，英国成了西方国家中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国家，其贸易量也大幅增长。饮茶在英国非常流行，茶大量来自中国，此外还有大量的丝绸与瓷器也来自中国。与通常一样，英国没有什么产品能够与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相交换。英国输出羊毛织品和多种诸如钟那样的专门物品，也从印度进口原棉，从东南亚进口奢侈品；然而，英国却不得不把大量的银锭运往中国。这是英国在19世纪初面临的基本问题。 英国的其他问题也与贸易有关。与对外关系的实践相一致，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被看成是国际关系，也是商业活动的一个方面。结果，贸易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监督。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与东南亚贸易实践的继续。到18世纪后期，这种控制采取所谓的广州体制的形式。中国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港口，并特许一个商行处理中国方面的商务。它有固定的贸易时间，不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北京在使贸易适应进贡制度方面没作什么大的努力，尽管有几位西方人到过首都，施行过规定的礼仪，大概是为了获得一些附加利益，派出一个进贡使团以便建立联系。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商人由于对华贸易收支不平衡而受挫，开始对广州体制的限制感到恼怒。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结果，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发现对华关系的新途径。然而，这种探寻却发生于日益蔑视中国的氛围中。 我们已提到，新的态度的产生是因为西方正经历物质、社会和知识的迅速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旧的传统范围内发生的。这一形势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在西方新技术力量和商业潜力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同时，它也是以军事力量、宗教以及依然具有强大封建倾向的福音派新教会的狂热为基础。最后，它为超常进步的信仰所激励，这种信仰引起西方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强烈的优越感。 整个18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都由东印度公司操纵。这是一个起源于17世纪、代表了旧的启蒙观念的商业公司。此外，公司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对广州体制反而有助于巩固它的地位的限制性并不特别在意，然而，当白银继续大量外流，一个新时代诞生了，公司开始表现出不满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公司的贸易垄断程度开始下降，英国个体商人在广州逐渐活跃起来。这些商人主要代表了西方的新精神，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