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1日晚，人们终于发现，印度“我行贿了”的克隆网站之一“可可部落”的主页变成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可可的支持！期望可可部落能再归来……” 自从6月9日众多“我行贿了”克隆网站横空出世以来，关于它们“什么时候被关闭”的猜测从未停歇，而关于它们中某一个“或已被关”的报道则多次出现在传统媒体。 6月20日，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和控申处处长罗守梁的谈话被认为是一个信号——前者说，网上收集举报线索需要规范；而后者则直接称，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 这几个网站的生存现状，是中国现实环境中民间反腐网站生存状态缩影。事实上，在官方管理以及自身生存压力的挤压下，民间反腐网站生存艰难。 “我行贿了”网站被封？ 国内最早的一家“我行贿了”网站只生存了5天。 这个以“驱除腐败、振兴中华”为口号的网站创建者姓陈，是一位在深圳做销售的湖南人。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6月8日看到关于印度行贿网站的报道，当天就自己出资创办注册“我行贿了”网站，结果“一晚上会员就发8000多帖子，5天内，IP地址最高是5万多，流量有大概30万以上”。 5天后，在没有任何警告或提示的情况下，这个网站悄无声息地被封。 在陈之后，网民“千秋岁”创办了“我贿赂了”网。 从创建开始至今，“我贿赂了”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前4天就因为访问量过大导致服务器瘫痪；接着服务器又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搬来搬去，将满一周时因为“域名没有备案加上解析时操作失误”，网站再次无法访问；第10天，网站又启用了临时IP访问地址…… “我贿赂了”目前由30名热心网友无偿维护，硬件由四川一家公司无偿提供。“千秋岁”本身经营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希望网站能全部依靠网友的力量来运行。 新近被关的“可可部落”则是一个早已备案的“合法”网站。这家网站由3位硕士生创办，3月20日已在江西备案。创办人之一小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们设立一个名叫“反腐倡廉”的板块，在看到关于印度“我行贿了”网站的新闻后，决定将板块名改为“我行贿了”。 在被关闭之前，小刘曾计划将网站做成一个媒体联盟，对加入的记者和媒体进行“认证”，对联盟中帖子组织事发地网友和媒体进行核实，进一步曝光。但现在可可部落被关，小刘的另一个设想也许要提前付诸实施——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我不行贿”网站，宣传反腐文化，在网站中开辟一个小板块，做“严格的”反腐举报平台。 从未风光的民间反腐网站 从出发点而言，“我行贿了”网站和早已存在的民间反腐网站并无不同，但前者的风光却是传统的民间反腐网站从未享受过的。 民间反腐网站中最出名的有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姜焕文的“中国民间举报网”、鲁宁平的“中国百姓喉舌网”、葛树春的“中国反腐维权网-法制周末网”等等。 在葛树春看来，“我行贿了”系列网站毫无技术含量可言，“是个事就往上发”，“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维权网站、舆论监督网站，自己调查，实名发表原创报道的，似乎应该更引起媒体关注吧！” 回溯民间反腐网站近年的成功案例，会发现他们的模式是：网络曝光引发网民关注，接着传统媒体介入开始报道，形成舆论压力，促使党委政府启动调查，最终惩处腐败官员。 中国舆论监督网站长李新德的代表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案——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一案件被中国舆论监督网公之于众后，网站点击率达到了170多万人次，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传统媒体跟进报道，李信最终被绳之以法。“一战成名”的李新德为民间舆论监督网站确定的标准是：不但要发布维权文章，还必须对事件进行调查采访，而且至少要选择10个以上的原创案例发布。 反腐网站站长们收到投诉信后，会要求投诉人提供证据。证据充分的，直接做好稿件，传给被监督者或被监督者的上级领导单位，并将反馈结果和稿子一起在网上贴出。 李新德强调：民间反腐网站必须用证据说话。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反腐网站的身份，“我们没有主管单位，经不起风雨”。 中国民间举报网站长姜焕文的做法和李新德不一样。他常常根据核实的材料直接写信给领导及其秘书，“省级领导一般都能收到，中央领导没有把握”。然后，他把邮寄信封和信件拍成图片放到网上。 鲁宁平说，从2005年至今，他自认为做得满意、成功的调查，还不到投诉总量的0.5%，过问的案件里面，成功率不超过30%。但这已经超过了民间反腐网站的平均值。 民间反腐网站维护者有很多自己的规则，如他们往往不做自己所在地的调查。在东北某市，两个当地人开办的民间反腐网站盯着当地政府不放，最终因“敲诈勒索”入狱，并且按照上限判了刑。 对于站长们来说，侵权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当事人往往并不愿意纠缠，删掉帖子就会息事宁人。葛树春说，其实民间网站希望被一些政府部门或官员起诉。“二奶维权网被一个国税局长起诉之后，很快这个网站就出名了。” 定位多样的“站长”们 包括鲁宁平、葛树春在内，众多民间反腐网站的站长们都认为，单个网站影响力有限，必须“共同炒作”，才能形成力量。但李新德更相信名人效应。 葛树春组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站长联盟，有近60个成员，还有自己的QQ群。一个网站发表一篇报道，其他网站会自愿转载。这并非因为报道本身有新闻价值，而是因为关系到行业生存。 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站长，不仅自己网站有大量阅读者，还可让众多网站转载自己的文章，让“真相”传播更远，让被曝光的人压力更大。葛树春说，传统媒体报不了的找我们，我们是传统媒体的补充。 站长们的另一个困扰是：“我们是什么？” 葛树春对于无法获得记者身份耿耿于怀。他说，以中国舆论监督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监督网站先后监督了十多位厅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这是拿着记者证的记者做不到的。 同样不服气的还有李新德。在他看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为了有一张记者证，李新德在香港注册了一家机构，然后给自己和网站的工作人员颁发记者证、工作证，甚至有统一的“文化衫”。 和李新德、姜焕文不同，中国百姓喉舌网站长鲁宁平对于“中国民间反腐第一人”之类的称号并不感冒，他说“名气越大越坏事，被盯上，啥事也做不成”。而当他自己被某报评为影响中国100人之后，感谢之余，他也坦承自己十分紧张和担忧。 有意思的是，鲁宁平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记者，即使是“公民记者”这样的身份，他也不认可。他坚持自己就是一个“公民”，所做的事情是“举报代理”，并不是像记者那样期望解决问题。 “钱”困扰反腐网站 另一个让传统民间反腐网站略显尴尬的是，“我行贿了”网站是公益性质，不会向任何人收费。而从2004年以来，众多形形色色“民间反腐网站负责人”纷纷锒铛入狱，令这一行业声名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李新德说，几年前，“交5000块钱发个记者证，交70万当个站长”是很多网站的生存之道。至于向投诉人收取高额费用、向被投诉人索取封口费或者删帖费，则更是平常。 鲁宁平也曾披露，那些比他起步还早、网站名头动辄冠以“中国”、“国际”、“世界”字样的站长们如何因“诈骗”、“敲诈”之类的罪名而“中途夭折”。 在一些传统媒体记者的眼中，民间反腐网站几乎是“敲诈勒索”的同义词；而在站长们之间，“敲诈勒索”、“与政府勾结”之类的互相攻击也从未停息，即使是李新德、鲁宁平这些“领军人物”也无法置身事外。网上信息显示，他们互相攻击的帖子远比他们的反腐文章传播更广。 所有的矛盾集中在一点：钱。 在鲁宁平看来，如果有真正的劳动付出，比如实地调查、走访、电话交流等环节发生的费用，理应由被援助人提供差旅费用、补助费用。“这虽然不合法，但是合乎情理。毕竟，反腐败人士正义，可是，肚子抗议！” 鲁宁平所经历的案件主要是两种情况，对于“疑点较少或者基本没有疑点”，没有必要实地调查，只需要电话核实的案件，基本不收费，除非“被援助人主动表示对网站运作提供资金支持”。另一种情况是，材料不充分、证据不全面、求助人意愿强烈，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核实的，会“征求求援人意见之后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费用，总体原则每个个案不能超过3000元”。 李新德曾表示，他会考虑接受国外基金的支持。李新德维系网站的技术性费用每年大约3000元左右。他承认自己接受网友的赞助，但这种收入并不稳定；涉及企业的经济案件，企业也会出钱赞助。 代理举报的姜焕文同样要收取费用，这其中包括往返车费、住宿费、邮寄费、通讯费等等。“碰到没有钱的就让对方耐心等一等，如果以后有机会过来，会帮忙解决问题。” 另一些人则会在网上明码标价公开收取费用。“中国名记在线”的创办人徐祥在网站首页的付费通知中这样写道：“……你要先预付本人来回路费和误工费，到达贵地以后一切开支皆由贵方承担……” 官方态度复杂 民间反腐网站存在的共同背景，是人民对于腐败现象的痛恨和网络的普及。但现实并不乐观。 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及其同盟“反腐败网哨”、“中国新记者联盟网”，几度遭到封堵、屏蔽甚至短时关闭。鲁宁平的网站今年4月被取消了备案号，但他说，不准备再申请备案了，“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外行人觉得备案是对民间网站的管理，但在内行人看来，不就瞎扯嘛！” 温州民间网站703因为曝光了多起重大案件在当地极有影响力。创办人叶哲说，网站常会被以“涉嫌金融诈骗”或“非法运营”的名义关闭，封杀前没有任何通知，封杀后没有任何解释，服务器有过一天内被封杀多达十几次的纪录。2003年到2005年间，703打起游击战，服务器从杭州转移到合肥，从上海搬迁到长沙，最后甚至将服务器搬到了国外。 威逼利诱更是家常便饭。姜焕文的家离派出所仅30米，家门口有6盏路灯，但他即使身在家乡沈阳也不回家，而且经常搬家。葛树春也曾接到过“要打断你的腿”的电话，“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碰见真有把我们腿打断的”。 在官方眼中，民间反腐网站的地位始终飘忽不定。 2008年8月，《半月谈》杂志曾发表文章称“中国民间反腐力量跃上前台，互联网成曝光台”。但是14个月后，它又发表文章指出，民间反腐网站是“低门槛下的鱼龙混杂”。 2009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今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网络是表达社情民意的很好平台，它在社会监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提倡利用网络这种先进的传播工具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但如何将网络反腐纳入规范渠道，仍悬而未决。这对于民间反腐网站是一个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说白了，网络反腐制度化就是网络反腐与专门机构制度上如何衔接的问题。” 6月20日北京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的谈话，展现了官方对网络反腐的另一种态度。 兵网编辑转自【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