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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6 08:31| 发布者: 兵网| 查看: 6543| 评论: 0

摘要: 铜奔马造型象征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县城北,发掘一座东汉的张姓将军墓,出土了一具高34.5厘米的铜马俑。铜马俑作疾速奔驰状,右后蹄附一飞鸟,既表现出高度的浪漫主义意境,又稳定了铜马俑本身的重心,堪称古代青 ...

铜奔马造型象征

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县城北,发掘一座东汉的张姓将军墓,出土了一具高34.5厘米的铜马俑。铜马俑作疾速奔驰状,右后蹄附一飞鸟,既表现出高度的浪漫主义意境,又稳定了铜马俑本身的重心,堪称古代青铜艺术中无与伦比的珍品。但铜马俑究意象征的是什么?马是什么马,踏的是什么鸟,历来聚讼纷纭,所以,这是一个亟待解开的谜。

从史书上看,中国过去最有名的马有三种说法,一曰天马,二曰龙马,三曰汗血马。传说“天马行空”,似乎不可考。据《天马歌》说,“天马来兮从西极”,出自乌孙国(今新疆伊犁地区);龙马则“八尺以上为龙”,似乎是古代的欧洲马种,现在已经罕见;汗血马出自大宛,也就是今天中亚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一带,亦称大宛马。这些名马神驹都是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为中国人发现的。汉武帝当时不惜重金,购回这些名马,甚至派兵远征西域,攻城夺地,强行掠回。西域良马因此来到中国,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一方面说明汉武帝对良马的珍爱和追求,另一方面反映了马对国家边防之重要。

在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尽管有“铜雀蟠蜿,天马半汉”之句,但《山海经·北次三经》中记载:“有兽,其状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天马。”图解中又曰:“形状如狗,黑山脑袋,长着翅膀,见人就腾空起飞。”即所谓:“天马行空”。这里天马形象与出土铜奔马比较却是相形见绌。

但有人提出,“天马”,在汉代专指宫内陈列品。汉明帝为置飞廉(铜制龙雀)、铜马(铜制“天马”)于洛阳,亲自出行到西安迎取。可见,“天马”是指铜马,它只是皇家威仪的象征,臣民不可能享用,墓主张姓将军怎能例外呢?笔者以为,天马不可考,龙马则罕见,故张姓将军乘骑是出自大宛的汗血马。从出土或宗物中看大宛汗血马突出的标志是西耳中间有一个肉角,故大宛汗血马尘埃落定。

铜马俑的造型独特,它昂首嘶鸣,马蹄腾空,风驰电掣般的奔驰,由郭沫若命名为“铜奔马”。铜奔马最精妙之处,在于右后蹄下踏一飞鸟,仅以“奔马”名之,好像还不足表现全部的意境。所以,有人又称之为“马踏飞燕”。

有人认为,铜奔马所附飞鸟,从造型看不像是燕子,而是龙雀,应该称之为“马踏龙雀”。可问题在于龙雀是风神,这种神鸟,岂能是奔马所踏之物?

著名作家井石认为:“铜奔马不是踏的飞燕,也不是风神龙雀,而是鸠鸟。”意为“神鸠助天马”。但笔者以为,燕子是益鸟,是春天使者;龙雀是神鸟;鸠鸟是和善寿鸟,清乾隆皇帝对七十岁以上长寿老人赐以“鸠仗者”表示鸠鸟是吉祥之寿鸟。笔者以为这只神奇的铜奔马不是“马踏飞燕”、“马踏龙雀”、“马踏神鸠”,而是马踏“鸩鸟”。据《辞源》记载,“鸩鸟”是一种日运的毒鸟。

《山海经·中次八经》“鸩”图解中记载:“鸩”是一种毒鸟,专吃蛇,相传以鸩毛或鸩粪置于酒中有剧毒。《辨证录·中毒》中有“人如香饮鸩酒,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大醉之状,至眼闭即死。”据《新华辞典》有关“鸩”解释:“传说中的一种毒鸟,把它的羽毛放在酒里,可以毒杀人。”成语“饮鸩止渴”、“宴安鸩毒”就由此而名。燕子、鸠鸟是益鸟,风神龙雀是神鸟,马不能踏之,故马踏毒鸟理所当然。

西域马进入中国,使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良种马。青海骢便是其一。《隋书·吐谷浑传》道:“青海(即今青海湖)周围千余里,中有小山(即海心山),其俗至冬辄牧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放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这段记载说明,经汉唐两代,大批西域优良马种已在青海湖地区开始了改良繁殖,青海骢正是这种马种改良后的优良产品,也应该是汉朝以来良马的后代。

在中国养马史上,这是青海对我国古代畜牧业的一大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之盛事。李白的《天马行》、杜甫的《腕马行》、白居易的《阴山行》,都以辉煌的诗句赞美过这些良马的雄奇和超群,反映了汉唐以来中国养马业盛极一时的历史变迁。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诗《过华清内厩门》:“华清别馆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更是说明皇帝出巡的坐骑都是来自青海的青海骢。青海骢后来如何演变,现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国马业的重要的发祥地和资源地,古代青海的养马业一直为中原政府所重视。早在汉代以前,青海地区的羌族和青海高原各个部落就已开始了游牧生活,他们勇敢善战,各地都养有自己的良马。《竹书纪年》中所记的周时西人来献马,主要就是甘青一带的部落民族所养之马,说明甘青一带养马业历史很早。汉代西部边疆受到匈奴的侵犯,为了抵御匈奴英勇善战的骑兵,扩大和发展骑兵成为当时汉帝国建设强大国防,以抵外患的重大战略措施,因此边境养马业迅速发展。为汉王朝骑兵提供了大批良马,张姓将军也可能在内。

唐代承风岭考究

据《西宁府新志·地理·山川·西宁县》承风岭记载:

承风岭,在县治西塞外,唐李元敬与吐蕃战青海(今青海湖),败绩,还走屯此,黑齿常之率死士袭击吐蕃处。

《青海地方志略》承风岭记载:

承风岭,在西宁西南外。唐李元敬、刘审礼击吐蕃青海上,敬元顿承风岭。

《丹噶尔厅志·古迹》承风岭记载:

承风岭,《府志》谓在县治西塞外,唐李元敬与吐蕃战青海,败绩,还走屯此,黑齿常之率死士袭击吐蕃处。考敬元文吏未尝举动入而又退屯,则必出塞不远,既而收余众还鄯州,即今碾伯。窃考承风岭之所在,必去丹城(今湟源)不甚远。今西乡拉拉塔板屏蔽境外,抵御海风,故西乡一带田土温于南乡,则此岭于承风岭名义亦不相戾。

从以上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一、承风岭在县治(今西宁市)以西;二、这次战役发生在青海湖东与湟源境内承分岭相距咫尺;三、将军黑齿常之连夜率死士袭击吐蕃更为合理。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承风岭就在今湟源境内。

承风岭战役是一次唐蕃对峙的重要战役。承风岭战役是继大非川之战后的又一次青海之战,李元敬所统领的18万唐兵,因循坐误,指挥失当,被吐蕃围困在青海(今青海湖东),甚嚣尘上,幸亏有勇将黑齿常之勇猛精进用夜袭的办法,几击吐蕃,否则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承见岭之战拉开了唐蕃兵戎相见的序幕。从此唐蕃时乖命蹇,三战三和,最终吐蕃获胜,青海湟源之地完全被吐蕃占领。

承风岭战役发生在哪里?从以上历史文献中看,有的说廓州(今化隆)广威县,有说是丹地(今湟源县)西南承风岭。如果说在廓州广威县,那么战役激烈冲突在今青海湖,与彼相距二百多里,又如何及时退却到那里,收拾残兵败将?又如何连夜偷袭吐蕃?如果说今湟源,战后越过达坂山,退入承风岭,或由黑齿常之连夜反攻都有可能。由此可见承风岭之战发生在唐蕃双方对峙的青海湖东的湟源,既符合历史事件本身,又符合地理位置的实际。今在承风岭稍下的湟源大华乡窑洞村山上有一“字儿洞”,是唐代承风岭战役的历史见证。

依据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以上所述,彼此意技,尽量物化,令人心服,匪夷所思,差可拟比。

石堡城地名考察

近年来,很多学者围绕唐代石堡城遗址争论不休。有人说石堡城在今湟源县日月乡莫多吉村,也有人说,石堡城压根儿不在青海,提出甘肃羊巴城是石堡城……

那么唐代的石堡城究竟在什么地方?

历代史书的记载是历史的有力见证。首先石堡城与赤岭 (今日月山)双关齐下,唇齿相依。据《新唐书·地理志·陇右道·鄯州·西平郡》记载:“鄯城(今西宁市)仪风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今通海),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今湟源东南),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今日月乡克素尔村),又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即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年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今日月山)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

上述石堡城方位是从西宁——通海——湟源——克素尔——莫多吉(今石堡古城)——哈拉库图——赤岭(今日月山)。

石堡城不是一座孤立的古城,为了再进一步明确石堡城方位,不妨再来看看邻近石堡城的定戎城和哈城。

定戎城(今克素尔),(通鉴·唐纪二十九)记载:“自鄯城河源军,西面一百二十里有白水军,又西六十里至定戎城。”《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定戎城在石堡城北隔涧七里。”《方舆纪要·陕西十三·西宁镇》记载:“定戎城在镇西南。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西六十里至定戎城,又隔涧七里至石堡城。”

上述记载说明,定戎城(今克素尔),过隔药水河七里,就是石堡城(今莫多吉),其里数、方位完全符合当今实际。可以断言,定戎城附近就是石堡城。

哈城又称“哈拉库图城”,它在石堡城西五里许地。由于地理位置与石堡城近在咫尺,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石堡城就在哈城附近。据《西陲史地研究》中说“故址在西宁西南八十公里的哈拉库图附近的石城山”。《青海省历史大事纪考年编》中说:“相当于现在的哈拉库图城附近的石城山”。《丝绸之路东段的另一支线——青海路》中说:“库山,一作嶂山,即唐石堡城,今青海哈拉库图城附近的石城山。”《唐代河湟诗选钞》中说:“在今湟源日月公社哈城附近的大方台”。《唐蕃石堡城之辩》中也说:“湟源县正南二十八公里(今哈拉库图)附近的石城山”。《宁海纪行》中更为详尽:“城据西南山麓,形势颇险,且距日月山二十里。余疑哈拉库图东南山上古营盘,当即石堡城遗址”。

有学者说,石堡城压根儿不在青海,请再看重墨浓彩的历史记载:《地名大辞典》上说:“石堡城在青海东境”。《辞海·历史地理》中说:“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西陲史地研究》中说:“故址在西宁西南八十公里的哈拉库图城附近(距莫多吉村五里)”。《甘肃通志·西宁府·古迹》中说:“石堡城在府西南”。《海南历史大事记考年编》中说:“石堡城相当于现在的哈拉库图城附近的石城山,近日月山”。《唐蕃石堡城之争辨析》、《石堡城地理位置辨》都异口同声“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东”。

石堡城究竟在哪里?除了史书典籍外,重要的是著名人物的所见所闻的重大游记了。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他沿着唐蕃古道,著成《使吐蕃经见略记》,书中说:“元鼎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来堕,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芩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今民和县)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刃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而信安王李祎、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虏所立石犹存。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陇右故地也。”这段文字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明了刘元鼎经过的先后次序是从武川到兰州,从兰州到龙支城(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继续西行才到石堡城,又向南到赤岭,并描述了赤岭的情形。刘元鼎出使吐蕃是公元822年的事,距哥舒翰749年的石堡城之战仅隔七十三年的时间,时近迹真,应该说这是最早、最可靠的记载了。如果唐石堡城在卓尼县羊巴城的话,他应先到石堡城后到兰州、龙支,不可能是到龙支城后又过黄河,返回临洮郡。

再读上个世纪初,边甘宁海镇守使幕僚周希武著的《宁海纪行》。周希武一行于1914年,带着必要的仪器、图书,骑马从兰州出发,经西宁、日月山到了玉树。返兰后,将沿途所见所闻和考察结果,以日记体裁,写成了《宁海纪行》一书。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有很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所述很多可取之处。他的记载说:“十月二十八日,即旧历九月初十日,自湟源起程,过湟水沿药水西南行……折西南行入峡,道旁崖石有刻文曰:‘辟山通路,其旁小宇漫漶剥落,不可复识矣。……折南行二十三里到若药口,有水自西来入于药水,十二里至哈拉库图城,药水东西二源于城北交会,城据西南山麓,形势颇险,距日月山二十里,扼蒙蕃进口之大道,前清常驻守备一员,兵额二百四十名,城东南山阜上有古营盘遗址,隔水东北山上亦有古时牧营马处,附近有料瓣台。余考《通鉴》开元十七年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更名振武军。胡注:自鄯州鄯城县(今西宁市)河源军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军(今在湟源县治附近),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至石堡城,本吐蕃铁仞地也。宋云曰:石堡城在龙支县西,四面悬崖数千仞,石路盘曲长三四里,西至赤岭十里。余疑哈拉库图城东南山阜上之古营盘,当即石堡城遗址。东北隔水山坡上之料瓣台当即定戎城遗址。此地西距日月山二十里,山皆赤色,当即所谓赤岭。”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对石堡城方位可以得出这样几条结论:石堡城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乡莫多吉村,西与哈城、日月山相联,东与兔尔干、克素尔相依。与原来赤岭(今日月山)、哈拉库图尔(今哈城)、定戎城(今克素尔)连在一起,成犄角之势,百无一失。

仰华寺地址新考

仰华寺是蒙古族在青海修建的最早寺院之一,它的修建与明王朝安定西陲又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有关仰华寺地址,众所纷纭,有曰海南共和、有曰青海湖滨,那么具体建在什么地方?笔者以历史文献、部族方位结合田野作业进行了考察,发现它就建在青海湖东日月山一带。

蒙古俺达汗所部游牧于青海湖地区,这个游牧区域就是仰华寺所建位置大方向,可以说与修建仰华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史书记载:明代蒙古俺达汗部,羡青海(指今青海湖)富饶,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携子宾兔、丙兔等数万众,袭据其地,卜儿孩窜走,遂纵掠诸番。至四十年(公元1561年),丙兔据青海,西宁亦被其患。

俺达汗所部游牧青海湖并修建仰华寺有其原委。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时乌思藏(今西藏)僧有称活佛者(指哲蚌寺高僧索南嘉措),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修寺为名,请建寺于青海,为久居计。当时,明廷大臣多言不可许,礼官言:“彼已采木兴丁而令改建于他所,势所不能,莫若因而许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关外之请。况中国之御戎,惟在边关之有备。戎之顺逆,亦不在一寺之远近。”帝许之。丙兔既得。

有关修建仰华寺的背景,在《丹噶尔厅志·古迹》中也有记载:“梭力苟(今湟源日月山一带)活佛(指西藏哲蚌寺高僧索南嘉措)驻锡于此山。”又记载:“明神宗时河套诸部迎达赖喇嘛至青海饮长生水,黄教遂显。”

以上历史记载,说明蒙古俺答汗部占地青海湖一带,奉敬黄教,于是向明王朝请求建寺,并迎请西藏哲蚌寺高僧索南嘉措来寺讲经举行皈依黄教的大法会。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经过廷臣激烈争辩,明神宗答应在日月山一带建寺,并钦赐“仰华寺”,仰华寺于明万历三年“采木兴工”,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正式建成。俺答汗部经过充分准备,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在仰华寺举行十万僧众的大法会,在会上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也赠号俺答汗为护教法王,从此黄教遂显,很快地传播到青海乃至蒙古地区。

新建的仰华寺,不久为何被焚?据《西宁府新志》记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九月,时丙兔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驻莽剌川,火落赤移驻捏工川逼近西宁,日蚕番族,折而为寇。

事闻,朝廷命尚书郑洛出青海经略。洛前督宣大军,大布招令,来者率善遇之,自是归附者不绝。火、真二部自知罪重,又闻套首卜失兔来助,大败于水泉口,始惧。当其留部于莽刺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总兵官尤继先破走之。洛更进兵青海(指青海湖),焚仰华寺,逐其余众而还。番人复业者至八万余人,西陲暂获休息。复聚于青海。

根据青海湖东蒙古部族牧居顺序,俺达汗所部于日月山一带建仰华寺既有可能性,又有合理性。

据《西宁府新志·武备》记载:当时青海湖东一带有四个部族,其中一是申藏族:居牧上思果迷(今共和县倒淌河),西近青海,汉西海郡地。二是日觉刺麻族:居牧仰华寺,寺焚东徙。三是隆奔族:周南、西、北三隅;有城郭庐室,塞外者列帐。有夷警,徙塞内。俗同西纳也。有国师、指挥。其支属有奔巴尔族,居西石峡(今湟源东峡,又称绥戎峡)。四是西纳族:居牧塞内湟水北。西去卫治(今西宁市)六十里(今湟中县拦隆口)。

以上四族地理位置从西到东依次是申藏族(今倒淌河)、日觉刺麻族(今日月山一带)、隆奔族(在今湟源县东峡又称西石峡)、西纳族(在西石峡外咫尺的拦隆口)。上述四族中比较重要的信史是日觉刺麻族,位于日月山一带的仰华寺,寺焚后东迁。该族牧地位置是仰华寺址的关键所在。

按以上历史文献和部族方位,笔者实地去青海湖和日月山一带进行了考证,据《甘青宗教寺院》记载:明代在今海南和海北地区没有修建过一所寺院,发现在日月山下野寺沟与历史文献记载与部族位置比较接近。野寺沟又称有寺沟,即智慧神圣意思,至今在那里有建寺迹址,还有许多砖瓦石块,距寺院不远,有一村庄称“本康”,意为“十万佛子”。无独有偶,这里寺院和村庄称谓,都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俺答汗请西藏高僧索南嘉措举行十万人的大法会息息相关,令人一呼三叹。

俺达汗部及其子孙游牧于青海湖,为奉敬黄教,于明万历年间建寺于青海湖东日月山下有寺沟,明神宗赐封为“仰华寺”,后于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被郑洛焚毁,先后存在了短暂的14年。

白水有棵旃檀树

2010年5月,笔者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张永福等两次去白水村,在杨生云的庄廓园中欣赏旃檀树。

沿西倒高速公路到小高陵村分路,进入原109国道,往南行七八公里便是湟源县和平乡白水村。因翠山白色水流经这里,故名焉。旃檀树在藏族杨生云家中,两棵高大的树杆,枝叶繁茂,走进树旁,朝南边的一棵高约12米,根粗1.3米,约八个碗口粗的分枝;朝北的一棵,高约13米,根粗1.2米,大小约20个分枝。这在湟源稀奇罕见,在青海首屈一指。

旃檀树,又称菩提树,开着白色的硕大花序,香气浓烈,是一种很神圣的树,黄教圣地塔尔寺的长寿殿(花寺)院中就有一棵,长得枝叶茂密,郁郁葱葱,浓阴遮日,花开时节,满院清香,令人陶醉。据杨生云老人说,有时在每片树叶上显现着一尊尊佛像,在树皮上有经文,还能看到藏传佛教经典“六字真言”。

据史记载:在佛教界崇拜菩提树的历史可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出家为僧,在古印度尼连禅河滨、苦行林中苦修6年,后来在菩提树下,用叶子和吉祥草做成了一个法座,结跏趺坐,面向东发誓道:“此处修道不成,那我也不离禅座了。”果不出所言,没几天,竟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成为佛教的始祖。从此,每一处佛教圣地或佛刹中自然长出菩提树,或供奉用菩提树雕刻的佛像,被视为是一种神圣的象征。菩提树在印度称阿沛多罗树或贝多罗树。藏语中的旃檀树是从梵语中的“旃檀那”,略作旃檀中的借用词。之所以称这种树为“菩提树”,是因为“菩提”一词是佛教用语,为“觉悟”、“成道”、“智慧”等意。故将它称为“道树”、“觉树”。佛教用以指豁然开悟,如人睡醒,如日开朗的彻悟境界。

白水村杨家的旃檀树从哪里移来?杨生云堂弟杨生忠这样回答的:他的曾祖父是东科寺活佛的经师,曾陪同活佛到北京,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来活佛在北京逝世,曾祖父将活佛遗体,时同将2棵小旃檀树随同灵柩运回东科寺。活佛遗体供奉在寺内,旃檀树便拿来栽到白水村老家中。

笔者按图索骥,追本穷源,原来这位活佛确有其人,他就是九世东科尔,图丹吉美嘉措。

据《历世东科寺呼图克图》记载:图丹吉美嘉措,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出生于拉温地区(今湟源地区)。年轻时到塔尔寺求学,于曲藏仁保且出家并依次受比丘戒。在圣罗康巴尊者座下学习多年,由于聪明好学,蒙、藏、汉文颇为精通,佛学造诣亦深,道光年间(具体时间不详)曾赴京朝拜过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又奉召前往北京学医,专攻针灸医术(扎金干针),直至圆寂京都。其间先后得到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皇帝的召见,受到了其他活佛未曾受到的礼遇。上述四个皇帝给图丹吉美嘉措授予掌印喇嘛之权,委以西北宗教首领之任,历时三十六年,在京期间曾先后十三次去蒙古讲经,并奉旨去几个省讲经“求雨”,祈祷国泰民安。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圆寂于北京。享年六十四岁。遗体迎回东科寺后,经贴金粉饰乃供奉于佛殿,金身毁于1959年。

杨生云家这棵旃檀树至今已有127年之久。是东科寺历史的见证,也是湟源历史文化宗教的见证。

佛海寺岩画所见

2006年7月25日笔者同宣传部的李国权、白成莹、巴燕乡王经理、佛海寺原管家雅言佩等,又一次去佛海寺考证寺旁的石刻佛像群。

佛海寺坐落在龙山和鱼山之间,山麓有108个泉,故称“金盆养鱼”,其中有名的大泉在右,小泉在左,两泉潺潺流水汇集在一起,水势稍大,原修建经辘科洛一座,昼夜转动,与寺院的“长明灯”相对成“长生经”,令人心旷神怡。

佛海寺又称“福海寺”、“新寺”。据《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一书记载:佛海寺,藏语称“贡巴索玛”。位于县西20公里处,在今巴燕乡西北3公里的新寺自然村。该寺于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由拉莫德千寺(今黄南尖扎县)寺主第六世夏茸尕布阿旺却珠丹贝坚赞(1832年—1875年)所建,本为今海晏县达如玉部落的寺院,解放后寺院所在地划入湟源县境内。该寺与海晏白佛寺等均为拉莫德千寺属寺,寺主为夏茸尕布。《丹噶尔厅志》记载:“佛海寺,距城西北四十里许,系察罕诺们汗(通称白佛)于光绪初年创建,亦有番僧数十人,惟不给衣粮,故无定额可稽。”《青海记》记载:1958年前,该寺有经堂1座102间,昂欠11座257间,衙门1座24间,僧舍60院280间,占有耕地80亩,园林30亩,住寺僧徒103人,其中活佛11人,即寺主夏茸尕布和藏阿恩吉、和力洞、尕托利、麻素乎、堪木曾、郭力德、洛力藏、尕们扎、格西等。该寺1958年后关闭,并拆毁部分僧舍,“文革”中经堂和大部分僧舍拆毁。1987年原该寺僧人多知布、土丹、环角、罗桑等7人去海晏县白佛寺,并于此地筹建新寺。昔日金碧辉煌的寺院,如今荡然无存,令人嗟悔无及。

有寺必有佛。在佛海寺稍下,称谓“麻尼槽”的地方,两山对峙,小溪中流,山林翠郁,花香鸟语,在西阳坡石崖上令人惊奇地发现五处石刻佛像群,为便于今后的考证,编者从外向里按顺序编号:1号佛像群在30米高处,是麻尼槽石刻佛像的最高处,有石刻佛像两尊,宽约0.4米,高约0.3米,迷影藏形,模糊不清;2号佛像群有石刻佛像4尊,高0.3米,宽0.27米,佛像头戴黄教帽,举手称佛,端坐于案;3号佛像群有石刻佛像15尊,最大的一尊高0.42米,宽0.34米,最小的一尊高0.33米,宽0.27米,诸佛好似乘坐走兽,又像稳坐佛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4号佛像群有石刻佛像8尊,分布在高4米宽5米约20平方米的石崖上,是麻尼槽石刻佛像最大的一块,佛像最大的高0.5米,宽0.45米,最小的高0.42米,宽0.36米;5号佛像群在高2.3米,宽5米的石崖上,石刻佛像24尊,是麻尼槽石刻佛像最多也非常集中的一处,佛像造型鲜明,有释迦牟尼佛及十八罗汉。这十八罗汉是举钵、伏虎、喜庆、看门、长眉、静坐、挖耳、骑象、乘鹿、开心、探手、托塔、芭蕉、过江、降龙、笑狮、沉思、布袋等。其中释迦牟尼佛坐立中央,高0.7米,宽0.35米,两边也有两佛站立,其余的罗汉有的诵经,有的听经,有的练经,有的传经……在释迦牟尼佛像下有一组石刻佛像,中间的为观世音菩萨,高0.8米,宽0.57米,左边为普贤,右边为文殊,还有千手观音、护法神各一尊,均高0.3米,宽0.36米。

佛海寺石刻佛像群从1号到5号长约50米,宽30米,面积约1500平方米,有五组佛像,共刻佛像53尊,是今湟源乃至青海发现的一处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佛像最多的石刻群,它对于研究湟源乃至青海宗教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佛像石刻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佛像经西域传入中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举世闻名的敦煌千佛洞,上起东晋,下迄元纪,世代经营,造就成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奇观。拓跋魏先是开凿云岗,继而雕琢龙门,余如乐山、大足、潼南、安岳,皆是依山斩石,以气魄雄伟的佛像供人瞻仰,成为千古名胜。

相传隋文帝又是个塑造佛像的积极分子。据《靖嵩传》记载:文帝在位二十余年,全国共造佛像60余万躯,修治故像150.9万余躯。开皇二十年,他还下令保护佛像,一般人毁佛渎佛“以不道论”,和尚坏佛像“以恶逆论”,这两条罪名,都是死罪。可见,这位皇帝不光是个狂热的舍利崇拜者,也是个狂热的偶像崇拜者。

丹地佛海寺及石刻佛像建于或刻于清代,但都应该看到:佛海寺旁石刻传承隋唐遗风,大大丰富了宗教文化,而佛像的石雕对造型艺术的发展影响,见微知著,莫此为甚。

寻访李道宗山庙

丹地申中乡李大村在“天造地段”有座庙宇,当地人称“山神庙”,它坐落在丹城西八里处。相传建于清乾隆年间,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至今在村头的一座土丘上,有平房一间,两坡水、砖木结构;房后有石头垒成的扎扎,上面布满了经幡、红布,周围有八个等距离的麻尼石堆。附近杨树参天,密密麻麻;长草丰茂,绿绿茵茵。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遐想,令人神往。

早在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与藏王松赞干布成婚,有位送亲护卫的大将军为了公主安全到达西藏,一路上紧随公主,寸步不离,如影随形。一直送到扎陵湖。在过一条河时遇上急风大浪,这位大将军奋不顾身,跳入河中,竭尽全力,将公主推到彼岸,公主安然无恙,大将军却袍身湿透,一只靴子也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又传说:这位大将军护送文成公主进藏,在这里住宿一宵。后来,此事被经商的藏客传给村里的父老,并投资修建了庙宇,后称“麻尼麻乾”山神庙,以纪念这位大将军为护送公主做出的丰功伟绩。

传说是美丽的,然而这座“山神庙”比传说更绚丽。

笔者于2005年到这座有着神奇传说的“山神庙”浏览。一进门,只见正面的墙壁上彩色绘画着五位人物,中间是汉装的大将军,着将军服饰,正襟端坐在“太师”椅上,面容慈祥,双眼炯炯。只是腿下一只脚是赤足,与传说中被河水冲走靴子如出一脉。左边属将两位,其中一位手捧“黄巾玉印”,一位手拿长矛,好不威风;右边两位属将,其中一位手抱“尚方宝剑”,一位手握令箭,好不气魄。足见这身穿汉服的大将军绝非一般人物,与传说中的“麻尼麻乾”山神格格不入,相差甚远。据笔者在县境考查,所有山村的山神庙,就连丹城城隍庙中的山神都是身着藏服,赤脸红发。有的背着枪,手握刀,还有的拎着一只狗,旁边鱼鳖虾将,甚是凶神恶煞。其实山神是一个村官,专管“风调雨顺”、过往歇客,常有这样的对联“恶风暴雨去脑山,和风细雨来平川”,“远追虎狼千里外,近保村民万家乐”。其职务大约在“十品”以下。

那么李大村这座山神庙供奉的究竟是什么神?是什么人的原型?

笔者走访了几年前绘画这座庙宇的画师朱刚。他说:“李大山神庙画像历来就是这样。年轻时候我到过此庙,是丹城著名的梁画师绘画的。我专门临摹了画像。后来村里将土平房改为砖房,神像要从新绘画。我拿出了画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同声赞称山神就是这个样。”

问到这山神是谁?朱刚画师直言不讳,开门见山地说:“他就是护送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的大将军江夏王李道宗。”

根据以上所述,鉴往知今,管见所及,涣然冰释:

一、传说与历史记载同出一辙。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遣其江夏王李道宗,为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的专使。他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丹地(今湟源)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将文成公主护送到柏海(今扎陵湖),以婿礼相见松赞干布,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一时声威大震,受到唐太宗赏赐和汉藏两族额手称庆。

二、在护送文成公主进藏途中,文武兼备、叱咤风云的李道宗,挑选了一批精兵强将,组成了护卫队。在卫队中,只有李道宗,以皇兄、江夏王显赫的身份,才正配玉印、令箭、尚方宝剑,此皆斐然成章,一般随从将领等而下之,哪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配“此物”?

三、此庙以“山神庙”称谓,也是当地邑人对此庙神灵的敬仰,无可非议。但庙宇中人物、器具规模及气宇非凡宏大,派场非一般山神可此,毫不夸张地说,与青海、西部乃至神州山神庙相比,李大村“山神庙”因供奉李道宗,独此一家,绝无仅有。可谓“庙小神大”。后则叹服。

莲花台事变背景

据《青海文史资料集粹·政治卷》田生兰、祁昌善先生撰文:驻守青海,马麒在甘肃各大镇守使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国民军强大兵力的重压下,马麒眼看无法再保持其旧日的地位,想反抗但又不敢,因自己的力量只有几十营旗,枪械子弹不大充足,西宁弹丸之区,财富不多,蒙藏各族在其多年的掠夺下,久怀怨怒,反侧难依。辗转筹思之后,惟有投降一路可行,但这样又非自己所甘心,于是在不能决定之下,和家族内的心腹人员共同商议对策多次。当时商议的结果,一般人无从测知,但在实际的政治、军事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仍然是首鼠两端,而以消极抵抗冯部为其主要的原则。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就任以后,征兵征款,大肆搜刮,早已引起了河州群众的愤怒。适河州西南乡的新旧教回民,发生了械斗,赵席聘就将发生事件的头目关押起来,马仲英的父亲马宝也在其列。马仲英闻讯后,大为气愤,就先请马麒向刘郁芬求情,马麒当时认为刘郁芬不应该押办马宝,且对河州教变,亦不该予以干涉和压制,乃派马麟前赴兰州谒见刘郁芬百般求情,刘郁芬极同意赵席聘的处置,不听马麒兄弟的请求。马麒深感不好下台,于是马仲英旦夕怂恿马麒,藉口回教受压迫,要起兵反抗国民军,马麒表示默认,暗中叫他进行准备,以兵变方式,协助马廷勃等举事。一时西宁、河州、凉州之间,谣言四起。1928年3月以后,西宁多次发生“兵变”,宁海军兵士成群结队地纷纷跑出西宁,每到半夜,枪声四起,西宁城门大开,变兵们呼啸东去。那时在西宁城内居住,白天听到许多谣言,晚间听到枪声响,不由得心神不宁,人们说:“马镇守使的军队,所有官长,都是自己的家务(家族之意),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也有人说:“马镇守使听得兵变,连夜派勋臣(马麟)司令带兵去追,没有赶上,就回来了。”有人说;“西宁发生兵变,国民军就要到青海来,西宁将来难免发生战事,我们要遭大难了。”人言纷纷,但一到晚上,又有变兵跑出城外。骑兵首先跑了的就是马仲英,其次有马步青的青马队五营、十六营,马步瀛的九营等部队。马仲英在循化强迫当地的一部分撒拉族壮年攻入县城,将大商及富民的财物劫掠一空,旋又在县署夺取了几支枪,县长苗长惠躲在破庙中的一个空棺内,才免于难。撒拉族群众在马仲英武力的威胁下,被逼起来,结连上河州由马廷勷竭力煽动的新旧回教变民,于是乱事大作,愈加不可收拾了。

马麒部下这时极为猖獗,有人主张暗杀西宁道尹林竞(字烈敷,浙江人,原为冯玉祥边防督办公署边事处处长)。以林竞引进国民军入甘为罪。马麒反复忖度,以为林竞不能杀害,日推一日,以致谣言中说出“要将林竞送往南滩处死”的话来,吓得林竞坐卧不安,藏在马麒家中,不敢露面,马麒兄弟只得暗派马吉庆将林竞送抵兰州,请林竞在刘郁芬面前给他说些好话。

马廷勷派敏雅南和奉系张作霖进行接洽之时,马麒亦在设法向奉张疏通。他派的代表马辅臣等曾谒见张的总理潘复多次,但因北伐军事日有进展,吴张趋于劣势,未得进一步进行商谈,马辅臣亦逗留在北京。及至马廷勷仓卒起事,马麒惟有望其胜利,若胜券可操,再行响应,可以共同驱逐冯部。5月间,驻化隆的马步芳营,亦佯变转赴河州,马步芳秘密到了河州癿藏,暗中纠集哗变的所属部队和马廷勷、马仲英进行联系。马全钦是马步芳的姻亲,他这时已看清马廷勷等将来不可有为,就在河州力劝马步芳返青,他说:“老虎离了山林,没有可以用武之地,回去还可以保存实力。”于是马步芳决定不能逗留在癿藏了,马步芳在化隆向河州出发时,除了自己的部队(叫做黑马队)从外暗暗拔征了许多撤回汉藏族民团,有舍仁百户、萧生林等各部,星夜秘密赶到癿藏,对外则以收集向河州逃来的变兵为名,作“坐山观虎斗”的计划,希望马仲英等胜利,如能胜利,便助马等反抗国民军,如国民军不能动摇时,则潜回西宁,再看时机,住了多日,看到战机不利于马仲英方面,乃劫取癿藏的子弹,率同原部人马陆续返到甘都。民团及部队因装载的子弹很多,沿途行进很为拥挤,竟将舍仁百户的乘马压死了一匹,

马麒恐怕自己的行动,难免为刘郁芬发觉,于是在镇守使署内召开官绅会议,决定派朱绣、周希武、赵从懿及当地士绅代表基生兰等人前赴兰州,谒见刘郁芬,申述马麒方面愿意对时局维持和平的意见,但这不是真要如此,而是一种放出来的烟幕,以图迷惑冯部及一般之人。

兰州的刘郁芬,本是富有应变才能的人,对各方情况,早已有了相当的掌握。马廷勷已拥兵起事,其他各回族将领虽尚未联合,亦未表示态度,但可能使时局恶化,最起码能使战事延长下去,这对国民军不利,为了保证国民军在西北乃至中原的力量不受损耗,刘郁芬特电各方,观察中心人物对于事变的表示,其时致马麒的电文如下,

万急西宁马护军使阁臣兄勋鉴:

壳密,河州事变,倏忽数月,匪情诡谲,生民涂炭,智索力穷,弭乱无方,殊为怅恫。顷奉江电,指示南针,佩感英名,非相爱之诚,谁肯语此?凉州之事,少瀚(即马廷勷)自知理曲,后任未到,先起惊惶,又复煽惑军心,一则曰省军将洗尽回民,再则曰将士用命,准抢三日。俘虏供词,彰彰俱在,迨及刘旅(国民军刘志远旅长)闻信,惧祸先及,仅率军警数十人,振臂一呼,狼狈而逃,心虚之情,于兹俱见,弟初意本如尊电所嘱,全始全终,召其采省,俾彼朝夕观摩,成为完人,以图他日为国效力,至是遂亦无法爱护,每一念及,殊觉惋惜。此固由彼罪恶贯盈,气数应尽,自绝于人,亦上天眷念河西劫余,不忍重罹战祸之明验也。此后只要彼悔悟来投,自矢决不与之为难,然综其平日勾结张逆,煽劝土匪,挑拨西宁省城以及西宁拉卜楞寺之恶感,种种狡黠阴谋,证据均在镇署搜获,方知执事宅心忠厚,固,犹英明彼之所为也。至此次彼己上张作霖之当,而又令良民上彼之当,甚至欲令执事亦上彼之当,彼之报施,固属咎由自取,然良民何辜,执事与彼何仇,而必欲牵瓜及蔓,使之同归于尽?人心之毒,殊堪浩叹!至于土匪一节,除少数首犯,法无可容外,其余均系胁从,此间早已布告,准其自首免罪,并发给免死状、良民旗。无如近来匪情狡猾,或伪作投诚,顷刻覆翻,或自焚寺院房宇,以示有死无二之心,近复将喇委员世俊裹去,不知用意何居?此间主张和平,始终如一,数年袍泽,当能共谅,惟和平之能否实现,是在吾兄设法转移,倘得早日结束,俾免重苦甘民,尊见所及,无不欣从。专此布意,伫候电复。弟刘郁芬叩仄。

这个电文的内容,已说出了几多的真相,一是马廷勷对马麒尚有藕断丝连的联络,二是马廷勷此后的出路,马麒可以设法转围,但因马麒另有居心,对于河州事变,不敢有任何的表示。所以在派出朱绣等后,不能不出截杀之谋,以免露出政治上的马脚。为中途杀害朱绣、周希武等人,马步青、马步瀛等开了秘会,由马步青专派叫尕福祥的为杀害朱绣的凶手,马眉山为断绝消息,专负甘青道上的劫查工作,藉此一杀,便可以再不派人去和刘郁芬进行商洽,以免马廷勷起疑,破坏和凉州间之关系。

冯玉祥五原誓师,所率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经宁夏进入兰州。当时冯部宋哲元、刘郁芬、孙连仲等相继将盘踞三陇八镇的地方军阀,在次第消灭和合并中,八镇之一的宁海镇守使马麒,以大难当头,进退维谷,立即陷于彷徨失措的地步。当时马麒内部的决策骨干,素以稳健称著,因之主张相机应变,苟且偷安,可是握有军权实力的家族及亲信,气焰嚣张,不甘雌伏,以致马麒进退维谷,踌躇不前。然而由于时局急转直下,河湟战云密布,形势的紧张,如箭在弦,一触即发,马麒为决定最后的对策,于1927年初匆匆召开会议。出席的有智囊团的黎丹、李乃棻、朱绣、周希武等。会议结果,黎丹等权衡利害,指出应接受国民军的改编,保存实力,以图将来。周希武着重指出:“南北大局未定,宜养精蓄锐,切勿轻举妄动,一着失,全盘皆失,”朱绣原是马麒的外交使节,广交游,识时务。他慨然说:“宁海军虽有若干营,各营并不满额,即使满额,也不过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今日之事,称降而外,安有出路?”以其言词过激,深深引起马麒等人的不满,埋下了其后莲花台被杀的死因,当时马麒也明知大局如此,只得委曲求全。但下属军官抵触情绪更大,欲铤而走险,以求一快,于是在兰宁路上公然杀人越货,阻塞交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乱趋势一天比一天严重。

由于宁海军破坏社会治安,各处不断发生流血和抢劫事件。黎丹等仗义执言,呼吁马麒顾全大局。马麒为争取民心,召集了宁海军的主要首领,在镇守使署后花园的水波浪厅举行会议。马麒针对社会秩序的极度紊乱,即席开导说:“我在满清到民国时代,官居总镇,现在由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又升为青海护军使。如今国民军一定要来,让我们平安回家,并没有什么不好,大家都是我的亲属故旧,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现在杀人越货,到处倡乱,国法不容,人情不许,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实在使我万分焦急。”言次老泪俱下,会议气氛顿时肃穆,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无以自解。个别军官在沉默中勉强表示说:“军帅若不放心,我们把武器交库。”随之会议结束,没有取得任何一致的意见,即使会上表示交械的,也不过应付局面,也有的唯恐祸延己身,辞职回家。哪知桀骜不驯、满腹怀怨的一些军官,就在这一个夜晚,煽动士兵,纷纷哗变,其中马麒自己统带的第一营青马队的官兵,首先开城逃往河州,其后新九营也从石坡街叛变,响应马仲英的号召,投入反国民军的战斗,西宁城防陷于空虚和恐惶之中。

当时西宁城内外的群众,以时局险恶,惊惶与恐惧情绪已达到极度。地方士绅朱耀南、蔡占廷、陈炳新等,迫急无奈中,在陈家花园设宴邀马麒兄弟,要求维持地方治安。那天午后,马麟先到,马麒随后也到,席间士绅们申叙百姓恐惧将起大乱,身家不保,要求保护地方,避免糜烂。马麒心烦意乱,只说:“国民军对我们逼得太紧,地方上发生了不幸事件,正在设法解决,我们总是要保护地方的平安。”马麟也解释说:“我们祖辈在西宁已有18年了,请父老们放心,一定要善始善终,不叫百姓们受到灾难。”马麒又重申了水波浪厅上的讲话,士绅们唯唯诺诺,但愿事随人意罢了。

这时河州战事日炽,刘郁芬派马鸿宾为代表,到享堂镇与马麒会晤,交换意见,争取政治解决河州事变,纠止战火长此弥漫,马麒一力承允,表示服从。他返回西宁,意识到国民军终必入西宁,审时度势后只得派周希武、朱绣、赵从懿及士绅基生兰、蔡占廷一行,前往兰州接洽,力求和平解决时局,并由马麟率部护送。当第二天清晨行至老鸦峡莲花台时,马麟部下哗变,枪声响处,周希武应声先倒,朱绣也即被击倒,赵从懿惊愕中机警地滚倒在崖边的谷坑中佯死,基生兰等不是剪除对象,得以安全无恙。当场暴徒们扬言说:“朱是国民军的奸细,周、赵是暗探,怂恿我们投降国民军。”其时马麟因礼拜迟到一步,及至闻声赶至现场,肇事者已过河逃往河州,事已至此,与行人员只好仓惶返回西宁。

马子香国外传闻

马步芳出自于官宦世家、仕途升剡,1938年执掌青海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后任西北军政长官,一度势倾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之前逃往香港,1950年去埃及后,又去沙特任大使,直到1961年被指控腐化,不称职而免职,1975年7月31日在沙特去世。

从军起家。据《马步芳在青海》记载:马步芳,一位1948年曾去过青海的外国作家这样描写道:“……一个漂亮、英俊的男子,留着一部颇具穆斯林外貌特征的络腮胡子……”一名1935年考察过青海的左翼记者写道:“马步芳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事事不甘落后于人,可惜他僻处在西陲,可以教育他的环境太落后,不能引导他走上积极的前进的道路。”

1948—1949年曾访问过青海的一位美国女士把马步芳写成社会革新者,她记了几年前马氏引起社会惊恐的举动:“……从青海回族妇女脸上强行揭去面纱。”她还赞扬马步芳近来已为不改嫁的寡妇们开设了济妇堂。

马步芳出身于甘肃临夏,这里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马氏人物诞生地,也是中国穆斯林的麦加。马步芳在自信、尚武、敢为精神的熏陶下长大成人。他父亲马麒想把他培养成一名阿訇或穆斯林圣人,将他兄长马步青培养成军事人物。遵照其父的意愿,马步芳19岁以前孜孜不倦地研习伊斯兰教经典,想成为一名阿訇。终于,投笔从戎的诱惑力太大,不管怎样,他19岁那年放弃了进一步研习经文当职业宗教人士的目标,参与了发生在中国的重要军事活动。他的军人生涯是从宁海军军官训练团开始的。训练阶段一结束,他就于1920或1922年在他父亲的宁海军中当了一名副营长。

马步芳在宁海军中迅速晋升,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至少部分地应归因于他的父亲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在1922—1928年期间,马步芳是在他父亲管理之下度过训练期的。冯玉祥部下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于1928年10月19日,将马麒从青海军事政治中最有权力的位置上取代下来,那时国民政府称孙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在此稍后,马步芳很快成为宁海军的团长。1930年又先后在国民政府西北镇守使顾祝同部队中任旅长和暂编第一师师长。1930年顾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司令,并命令他截击马仲英。马仲英试图以甘肃为基地建立一个独立政权。1931年春,马步芳成为暂编第九师师长,此后不久又成为暂编第二军军长,1937年,他任第八十二师师长。

以上对马步芳军事生涯的粗略介绍在下述几方面是有启发的。他一步入军界就平步青云,很快升迁,这与他的父亲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家庭纽带的纠结动摇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其后的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地位。这些政府在驾驭西北地区事件方面的无能,使得依赖地方军事人物维持当地治安成为必要。实际上,这意味着,只要地方军事人物不主动敌视中央政府的种种好意的努力,就可以因此减少中央政府派驻这里进行必要管理的军队数量。这样的例子,是很有价值的,其中就有马步芳曾亲自提供的一例,如1930年,马步芳将马仲英逐出甘肃西部,那时国民政府驻在西北的部队是不强大的。其次,马步芳还是一个谈判中的关键人物,1933年,在川藏、青藏战争中,马步芳同刘文辉(西康军阀)都表现得很勇敢。因为日本侵占满洲以后,国民政府无力迅速调遣军队解决川青藏边界争端。第三,马步芳具有超凡能力的特点,大概也是他在军队中升转很快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所指挥的尚武、有攻击力的回族兵士,推崇的是自信、有耐力、懂军事技术的指挥官。而马步芳所具有的这方面的品质和能力是游刃有余的。

马步芳不满足对军事权力的占有,他也企图占有青海的政治领导权,1938年他终于合法地实现了这一企图,从而成为总揽青海军事、经济、社会事务权力的合法统治者。

逃往国外。据马步芳在重庆、南京办事处参谋、跟随马步芳出走的马得清撰文写道:

我在解放前曾任青海省政府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参谋。南京解放时逃往上海,乘陈纳德航空大队飞机经青岛飞西宁。之后,在马步芳由西宁飞逃广州,香港、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麦加朝觐和定居开罗(埃及首都)的一年期间,我始终随从侍奉,现将这一期间有关马步芳情况,回忆如下,以供参考。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大举西进,西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马步芳为了垂死挣扎,即在临夏、河西及青海各县强征壮丁,仓惶驱往临夏、化隆一带集结,以期作孤注一掷。这时,他自知大势已去,老巢难保,遂于8月19日从台湾飞回西宁以后,立即以重金雇用陈纳德的飞机9架,从西宁忙运黄金、财物、家族家属至广州,着赵佩和我及张骥等人料理一切。当时我飞奔于西宁、重庆、广州之间,专为马步芳及其家族逃走而效劳。

8月25日从兰州撤退后,马步芳在西宁暗嘱高文远散布“将军队撤往草地打游击”的谎言,藉以稳定军心和民心,以防发生不测。并指示冶成荣急速收拾贵重财物,忙用飞机急速外运,马步芳本人一面催促家属准备行装,一面亲自决定外逃的家族成员,经过两天两夜的忙乱准备,于8月27日飞经重庆,转飞广州。马步青暂住重庆上清寺原青海省同乡会南院中。不久,马继援亦由重庆来广州。当时聚居于广州河边爱琼酒家十四楼上。先后赶到的有赵佩、马骥、马绍武、马步瀛、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鳌、马禄、詹世安、马庆(马呈祥的父亲)、马朝选(马步芳的岳父)、马继援、高文远、赵珑、马璋、马于英(省地政局局长)、马世俊(马步芳的亲信管家,原西安办事处长)、马耀宗(马步芳的族孙子,是私人管家,曾任炮兵团团长)等人。冶成荣在成都处理“德兴海”在四川的财产,事后去香港。9月下旬,所有到香港的人员和家属,都住在英皇大道100号。英皇大道原名“皇后大道”,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最繁华的一条大街。

为了办理出国手续,在香港逗留了20多天,有时我奔走于广州香港间。最后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3架,大人小孩共计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由于种种原因,一日可达的航程,经3天才算到达。

马步芳飞抵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特地接见他,并赠送小汽车一部,马步芳婉言谢绝。同时私自购买小汽车4部,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去朝觐,并到麦地朝拜穆罕默德陵墓。朝觐毕后,由于当地气候太热,都避暑于塔伊夫(或译团玉夫)省。两个月后马步瀛因中暑去世,马步芳和随行人员又从塔伊夫省迁住于吉达海港,这里气候比较凉爽,又是各国驻阿拉伯领事馆驻地,马步芳住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内,由领事王稼祥陪同居住。不久,王稼祥和马耀宗二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买得公寓一院,作为马步芳的私邸,另外买得13层楼房一幢,由所有随从人员家属居住。

马步芳出国以后,对他的彻底失败表面装得镇静,毫不在乎。他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他和儿子马继援见面时说:“啊!你来了?你来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指副军长赵遂等)?”马继援回答道:“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勉强地说:“那就对了。”看来,他强打精神,没有表露出沮丧的表情,实际上脑袋里不知想什么,我始终没有猜得透。

后来,台湾当局让他出任驻埃及大使、土耳其大使,他都谢绝了。他说:“过去的一切就过去了,再也不说了,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就对了。何必忙忙碌碌,自找苦恼,图谋个啥哩。”

马步芳在埃及开罗定居以后,请了一位中、阿文都会的专门教师,每天在家里一面学习阿拉伯文字,一面学习《古兰经》教义,并组织小孩和大人们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决心想做一个埃及籍的华人了。

后闻,马步芳于1974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麦加,时年76岁。

1949年9月24日,原青马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从新疆老满城乘吉普车出走,经马耆、阿克苏、喀什、英吉沙,后改乘骆驼和马,翻越昆仑山冰大坂至国境蒲利,到巴基斯坦(当时为印度)的卡拉奇海港,马继援亦由香港前往卡拉奇迎接。然后,二人一同前往埃及开罗,大家在兵荒马乱、各自逃命的情况下,能够异途相会,无不欢欣之至。后来,马继援和马呈祥二人也一同学习阿拉伯文,以便消度时光。约一个月后,王稼祥从台湾发来电报,叫马步芳、马继援、马呈祥三人携眷去台湾,并汇来旅费和安家费美金10000元。他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由马继援、马呈祥带眷属前往台湾,马步芳和其他人仍住开罗。

在开罗,我每天随从马步芳生活在一起,并料理他家的琐碎事务。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人非草木,怎能不眷念故国骨肉?身影漂泊于海外,心却牵念家里人。有一天,开罗报纸上刊载了周恩来总理的谈话,大意是说:欢迎中国国民党流散在国外的军政人员归回大陆,既往不咎。当时我和马呈祥的副官陈广清暗中密议,找机会回家。

时经一年,马步芳的岳母要到麦加去朝觐,我和陈广清二人乘机动员马世俊,三人为护送人员,一同从开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事后,马世俊护送老阿奶回开罗,我和陈广清二人搭船到广州,经登记准予上岸后,又到北京报到登记。事后返回乐都,阖家团圆。

腐化生活。据《良友》报2011年1月21日《文史大观》报道:

西北当地民歌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就这么一个凶残人物,统治青海达40年。

马步芳,字子香,生于1903年。他7岁进入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堂学校,11岁随父来到西宁。马步芳从小喜好练武,每天腿绑沙袋长跑,能打一套出色的六路徒手拳。15岁时,马步芳加入了宁海军官训练团,每天黎明即起,到十多里外的乐家湾军营操练。靠着这股狠劲儿,马步芳18岁就当上了宁海边防第十五营营长,后又随父投奔了西北军,最终权倾西北。坊间有传言称,马步芳为人荒淫无度,糟蹋的女性从部属妻女到学校学生,难以计数。据说,为了霸占一对姐妹,他曾杀死了她们的3名家人。马步芳的滥杀是出了名的。1937年,在兰州行医的河南人离金城被告发曾为红军伤员医治,马步芳立刻命人将其活埋。1940年春,西宁警察队长马某移植了两株柳树,遭马步芳鞭打致死。1940年9月,马步芳认为新编第二军副官处长马友侠行为不端,不经审讯,将其用汽油烧死……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好。”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逃不了他的魔爪。晚年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诞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千人。

1948年前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高奏凯歌,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的统治面临着灭顶之灾。但西北诸马自认是无敌之师,决心与解放军对抗到底。西安解放后,马步芳甚至致电蒋介石,扬言要马鸿遣、胡宗南协同自己,共同收复西安。于是,青海、宁夏“二马”兵团在平凉集结,誓言保卫西北。但蒋家王朝大势已去,“马家军”节节败退,最终兵败兰州。

马步芳对兵败兰州悲愤交加,怀着这种心情,携带一家老小出逃中东,先到了埃及开罗,后寓居沙特阿拉伯。196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匐(我国伊斯兰教称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娅典的人)见了十分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妻妾,必定是拐了别人的老婆。就当面骂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穆斯林微礼拜时的正向和朝觑中),把天房褒滇。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应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马月兰是马步窘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出逃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见侄女漂亮,强行纳妯为妻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这时,台湾当局又始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看马月兰可怜,想帮她逃出虎口,但被马步芳发现。马步芳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家门,准备活埋宋。后来,台“外交部”派官员调查此事,最终,这件事以马步芳的“自动请辞”了事。

1975年7月3日,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死在了沙特,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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