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二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博) 2011年7月18日 前言 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1年第二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正式发布。作为国内最早从事舆情研究的机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一贯重视以智能搜索引擎技术为依托，从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梳理地方热点舆情，并借助已形成的一套舆情应对的研判体系，就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出客观分析，形成考评结果并定期发布。 从2009年7月第一次推出“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以来，我们既亲历了中国网络舆论的高速发展，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此起彼伏。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第二季度中，微博客等新兴网络载体继续发挥着推动事件发展“主力军”的作用，突发事件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断提高，给各级党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各级党政机关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应对能力稳步提高，四川会理县的领导“悬浮照”能够“化危为机”，江苏溧阳的“微博直播开房”事件中的当事官员能够迅速被问责，以及在上海“染色馒头”等众多事件中，省级领导迅速表态，亲自批示、过问，都是十分积极的迹象，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避免矛盾扩大化。此外，同样很有意义的是，在越来越多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网络技巧”的应用，从微博互动到网络发声，这些变化无疑将提升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反应速度，得到网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2010年第四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加强了对入选事件发展过程中每个步骤的具体效果的评估，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应对意见和建议，力图更加贴近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实际，为其日常工作提供更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信息，这一新变化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因而，本次推荐榜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舆情分析师点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之更贴近于地方党政机关工作实际。 2011年以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组织召开了首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发布了“中国党政机关和官员微博研究报告”等成果，最近又编发了“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系列“人民网评”，在社会上取得了积极反响，通过这一系列努力，由衷地希望能够帮助各级党政机关更科学地认识和应对突发事件，拓宽网上官民良性互动，构建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 推荐榜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100多家境内外报刊的新闻报道和评论，8家门户网站的新闻跟帖，约30家论坛/BBS，400余名网络“意见领袖”博客，以及微博客、QQ群和播客网站中，梳理出了2011年第二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并按照“官方响应、信息透明度、地方公信力”3个常规指标，以及“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3个特殊指标，对2011年第二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的政府应对、处置能力做出了评估，同时推荐若干个应对网络舆情经验予以推广，具体结论是：
说明：“官方响应”，即地方党政机构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响应和表达情况，包含响应速度、应对态度、响应层级（是否有党政主要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和警方发声）；“信息透明度”，即地方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地方公信力”，即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发酵前后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地方党政机关形象的综合影响；“动态反应”，即地方党政机构随着舆情的发酵，矛盾的激化或转移，迅速调整立场、更换手法；“官员问责”，即对舆论关注的不作为或无良官员做出处理；“网络技巧”，即很好地运用网络等新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意见沟通，熟悉网络宣传和引导技巧。 本表数据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单学刚、韩长青、刘志华、胡江春、谷文杰、刘鹏飞、何新田、翟薇、王金丽、杨月辉、蒋丽佳等舆情分析师及杨青山、冯晓磊、陈宁、于游、姜洁冰、周培源等见习分析师采用“列名小组法（德比克法）”对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表现进行分项评估后得出。其中“官方响应、信息透明度、地方公信力”三项为常规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10至10分，“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三项为特殊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0至3分。舆情分析师依据以上各项指标对政府表现分别做出评价，政府表现越出色、应对越得体则得分越高，反之则得分越低。最终依据各项表现综合所得总分，得出蓝、黄、橙、红四色级别，警报程度相应由低到高。其中总分20.00分（含）以上为蓝色，表示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总分10.00—20.00分（不含）为黄色，表示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总分5.00—10.00（不含）为橙色，表示政府应对存在明显问题；总分5.00分（不含）以下为红色，表示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 同时，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根据各种媒体报道的数据，统计出了这10个事件的热度指数，具体如下：
说明：表中总分依据中央媒体热度指数、市场化媒体热度指数、海外媒体热度指数、网络论坛热度指数、博客热度指数、微博客热度指数、意见领袖热度指数七项数据作加权处理后统计所得。各项指数所占权重为：中央媒体热度指数15%、市场化媒体热度指数15%、海外媒体热度指数10%、网络论坛热度指数15%、博客热度指数10%、微博客热度指数20%、意见领袖热度指数15% 事件概述及应对点评 四川会理领导“悬浮照” 2011年6月26日，天涯社区一则名为《太假了，我县的宣传图片》的爆料帖，曝出会理县人民政府公共信息网上一条题为“会理县高标准建设通乡路”的新闻中，配图为人为PS将领导放到了公路上面。旋即“悬浮照”被网友在微博中传播开来，并引发全民“PS大赛”，四川会理县这个知名度并不高的小县城顿时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助理分析师杨月辉 四川会理领导“悬浮照”曝光仅仅一天，6月27日下午，四川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就开通了微博，通过微博向社会道歉，而照片发布者孙正东也开通微博，向社会各界表示歉意，与网友进行了轻松的互动，并保证“在今后工作中绝不在发生类似情况”。会理县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获得了公众的理解与赞赏。 与以往“与民争利”的舆情事件不同，四川会理PS事件，并没有涉及到与民的直接冲突，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浮夸、滥用PS技术而导致的全民“围观”。会理县政府并没有遵循以往地方应对网络舆情的轨迹，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采取“堵”的办法，而是主动放下身段，及时回应，诚恳承认错误。更值得一提的是，“会理孙正东”作为当事人，除了进一步澄清事实之外，还通过极富技巧的语言和较高设置议程的能力，与网民进行轻松互动，使得舆情成功地化险为夷，实现了“软着陆”。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地方应对网络舆情的经典之作。 纵观整个事件进程，会理县在应对舆情时主要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放下身段，诚恳认错。6月26日天涯出现贴文以来，当日晚间会理官方网站的此条新闻即被删除，当地政府反映较为迅速。在次日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会理当地政府部门主动承认错误，并认为“网友的质疑是对的，我们的工作存在问题”，并且在天涯社区这条爆料帖后面挂出会理政府的道歉信，这一态度迅速得到广大网友的支持和理解。 二、既有“声明”，又有“证明”。6月27日晚六时，会理县政府官方微博更新了三条微博，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当事人进行道歉之后，还原会理县领导考察现场的图片。紧接着，天涯杂谈出现了署名为“会理政府网”的网帖《会理政府网公开致歉信》。这些做法向公众立体地全面地还原了真实，有效地打消了媒体和民众心中的疑虑，获得了公众的理解。 三、巧妙地设置议程，转移话题。当事人孙正东的言行是这个事件最为突出的亮点。针对网络中掀起的全民“PS大赛”，孙正东开通微博，主动道歉。在承认错误之后，用极其亲民并且幽默的话语呼吁广大网友在关注PS事件之后，也要关注会理县的旅游，推广了城市的品牌。通过巧妙地重新设置议程，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变“被动”为“主动”。 从舆情应对角度来看，无论是从应对的时效性、应对的过程，还是应对的效果，会理县的做法显得恰到好处，处理得体。但是，我们也从这个事件中窥见基层当前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存在较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不熟悉新的传播技术、不尊重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的规律。随着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特别是PS之风的盛行，图片造假、图文张冠李戴的现象将可能会层出不穷，并可能演变成为新的舆情。地方各级宣传部门应该予以重视，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鉴别力，与时俱进。 四川会理PS事件已经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这个事件可谓是近年来政府危机公关的经典案例，值得全国各地学习借鉴推广。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民并不是“刁民”，地方政府应该转变对网民的“刻板印象”，须知网民也是可以通融的，关键是政府的态度。因此，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面对舆情时，不要一味地强硬，是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放下身段，主动承认错误。会理县政府的这种“服软”并不是政府“软弱”的表现，相反却说明了会理县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一种自信与成熟。只有不自信的政府，才会认为网络是“洪水猛兽”、网民是“刁民”。总之，地方政府在网络面前，需要更加大度从容一些，更加自信一点。 江苏溧阳局长微博直播开房 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在2011年三四月份注册了微博“为了你5123”，和一个“Y珍爱一生Y”微博传情。2011年6月20日，这一来一去的微博“打情骂俏开房门”成为了网络谈资，引来众人围观。谢志强后来被撤销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职务。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志华 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因为不懂微博内容是完全公开的，在微博上与情人“互诉衷肠”，“直播”开房大计。有网友发现后将其微博内容公布在天涯论坛上，由此引来众人围观。谢志强最终被撤销卫生局长职务。 官员与情人的组合，本就是网络舆论的绝对易爆点。而官员、情人再加上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式”微博现场直播，注定成为一场网友们争相围观乃至恶搞的网络大戏，无怪乎其被评为“今年最奇特、最喜感网络事件”。不过，这一事件舆情热度持续时间并不长，舆情数据显示，媒体和网友的高度关注仅维持了3天左右，之后便迅速降温。一出离奇大戏避免了“持续高烧”，这与溧阳市市委方面的迅速介入、果断处置密不可分。 第一次应对：6月20日下午，天涯网友关于此事的发帖开始引发网友关注。6月21日晨，著名网络论坛凯迪网置顶溧阳市官方的来函：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于昨日发现凯迪、天涯等网站出现的关于反映我市卫生局一领导某些问题的帖文，并提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此舆情。本着对网民和干部负责的态度，正根据帖文中反映的情况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核实了解。溧阳市纪委将积极介入调查。”论坛管理员还特意用红字标注“已证实来源可靠”。而在江苏省电信溧阳市分公司主办的网上溧阳信息港溧阳论坛上，也有内容相同的回复。 从这一动作来看，溧阳市不仅及时监测到了相关舆情，而且迅速做出了反应，整个声明措辞较为严谨，表明官方态度并承诺积极调查。而通过地方乃至全国性知名网络论坛发布声明，直接通过网络互动社区向网友发声，也显示出其对网络舆论场特点的深刻理解与网络沟通技巧的娴熟运用。 第二次应对：6月21日上午，溧阳纪委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透露微博内容确为谢志强本人所发。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微博所爆料内容是否属实，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面对舆论“公款泡妞”、道德败坏的强烈指责，6月21日下午，溧阳市委宣传部发布通稿《溧阳市就卫生局谢志强微博贴文情况展开调查》称，“溧阳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谢志强作出撤销其溧阳市第十一届党代会代表资格、停职检查、接受组织调查的处理意见。” 面对媒体采访“盛况”，溧阳市并未回避，并主动发布新闻通稿，及时公布对谢志强做出的处理决定，从而直接回应了舆论关注焦点，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至此，舆论进一步追踪的动力减轻。 第三次应对：6月22日下午，中共溧阳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谢志强溧阳市卫生局党委委员、副书记职务。同时，经溧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撤销谢志强市卫生局局长职务。此决定经媒体正式报道后，舆论关注逐渐平息。 总体来看，事发后溧阳市官方的几次应对环环相扣、迅速果断，对事件平息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事件处置本身的积极调查、果断问责，还是舆情回应方面的及时发声、网络技巧，均显示出较高的舆情应对水平。 有评论指出，这一案例中，极可笑的网盲官员和极敏感的网络舆情监测活动，都出在同一地方。这是一个效果非凡的巧合。这种“巧合”与反差，恰恰反映出当前一些地方网络舆情应对的现状。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地方党政机关认识到网络舆情应对的重要意义，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一工作显然任重道远，特别作为舆情应对主体的很多地方官员，媒介素养远远难以适应时代要求，这从很多官员面对新媒体时令人啼笑皆非的表现中可见一斑。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针对此事件的舆论热潮虽已暂时平息，公信力的修复却绝非易事。此事件的应对，不应至撤职便戛然而止，及时公布后续调查和处理结果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滥用公款乃至背后可能隐藏的经济问题，必须给出一个令公众信服的交代。其实，这一事件的真正危害，不仅仅在于网络裸奔的官员太难看，更在于这样的官员形象，很大程度上契合并验证了很多网友对时下官场生态的想象，强化了对官员群体腐化堕落的认知，恶化了对官员德行的集体判断。在互联网江湖中，“局长微博开房”这样的传说如果越来越多，官民互信的裂痕也必然越来越难以弥合，为政者对此应怀忧思与警醒。 上海“染色馒头”事件 2011年4月11日，中央电视台《消费主张》栏目曝光，在上海部分超市在销售“染色馒头”，生产日期随便更改，食用过多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批示：“彻查此案，依法严惩。” 截至12日下午，问题馒头已经全部下架。13日，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超市退赔事宜业已展开。由馒头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也迅速升级，监管风**也从上海逐步刮向全国。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见习分析师姜洁冰、周培源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遭遇诟病，此次染色馒头问题经由媒体曝光后，上海市官方第一时间赶赴问题企业现场调查处置。在随后的处置问题上，上海市一直保持快速、公开、有效的原则，官方“彻查此案，依法严惩”的表态颇得人心。在各部门的合作下，问题馒头全部下架，退赔善后工作也已展开。随着案件的调查深入，企业涉案人员已依法被批准逮捕，政府相关问题责任人也受到了记过、撤职等处分。上海市在应对此次事件中，响应速度和信息透明等方面应该予以肯定，但在后期责任认定问题上处理不当，一度引发了舆论的小幅反弹。官方的主要应对如下： 第一次应对：4月11日晚，媒体曝光了上海部分超市销售“问题馒头”，随即相关部门到达现场，连夜调查“问题馒头”出笼情况并现场封存问题产品和原料。随后组织市场展开自查，问题产品立即下架。次日上海方面批示要“彻查此案，依法严惩”并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如此的应对速度和响应级别一方面体现出上海市政府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零容忍，另一方面也为挽救政府形象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上海市政府成功地转移了舆论关注点，舆论开始集中声讨黑心企业和探讨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措施。 第二次应对：4月13日，上海市质量技监局吊销了生产“问题馒头”的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公安机关对该公司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刑事拘留。14日，官方就“染色馒头”问题表示歉意，称“对不起上海人民”。并希望各方给予监督，下一步将开展一系列的专门整治，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上海市官方诚恳的态度得到民众认可，但由于食品安全对于普通百姓的重要性，且官方一直未能明确给出“长效机制”究竟是什么，于是部分网民开始质疑官方事后诸葛亮的作为。同时各大媒体就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查处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第三次应对：4月16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处长忻元庆在回应网友质疑时表示：国家或行业的相关标准，馒头的检测项目中并无“色素”这一项。回应一出，立即遭到网友的批驳。网友认为行业的检测标准无法预知犯罪行为，如果每次只有出了问题才能关注解决，实质上就是马后炮，是在推卸责任。一时间网络舆论对于政府马后炮监管问题出现了小幅反弹。政府的此番表态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群众关于食品安全敏感的神经，加上近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更加引发了网友的不满，是一次丢分的回应。 第四次应对：4月29日，上海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对“染色”馒头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邢晓金等监管人员分别受到记过、撤职等处分，舆情开始呈现下落趋势；5月17日，相关犯罪嫌疑人被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舆论进一步得到平息。 食品安全问题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大事，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健康。加之中国近来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十分突出严峻，客观上也促使本次“染色馒头”问题更加复杂多变，民情更加高涨敏感。温家宝总理也指出：“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这对上海市应对本次危机事件也是一次较大的挑战。 上海染色馒头问题再次体现了第一时间应对、公开透明应对的重要性，纵观整个应对过程，上海市政府刚开始的响应速度和级别无疑是成功的，极大地缓和了愤怒的舆论并巧妙地转移了舆论声讨的焦点，为挽救政府形象打下基础。随后的一系列真诚表态和补救措施也得到认可，尤其是对问题企业的处置和相关官员的问责，避免了舆论的激化，树立了政府正面形象，“坚决不护短”给了民众最好的交代。事件也再次验证了面对危机真诚、坦诚、有效应对的原则。当然，在应对后期，一句“色素不在监测项目中”破坏了原本政府树立的形象，究其根本，还是官员担当不够，有所推诿，抱有侥幸心理企图推卸责任，逃避舆论的指责。但在“大众麦克风”时代，这样的侥幸最终必将化为不幸。面对负面事件，政府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有所担当才能收获尊重；充分体恤民情民意，才能避免将自己置于舆论的对立面。 重庆解放碑水果摊贩摔伤 2011年6月14日下午，重庆渝中区发生一起城管劝导流动商贩引发的纠纷，一杜姓水果摊贩妇女在此过程中摔伤。14日晚，一则题为《重庆解放碑城市管理者打人》的网帖在多家网站传播。随后，围绕城管到底打没打人，在方舟子、刘军宁等微博名人的激烈交锋之下，该事件迅速发展为一起网络公共事件。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翟薇 时至今日，“城管打人”一类早已不新鲜的新闻依然深深刺痛着网民神经。6月14日，重庆解放碑摊贩倒地事件一经网友微博爆料，立即招来口诛笔伐。发帖者仅上传了几张一名小贩满身血污倒在地上、题为“重庆解放碑城市管理者打人”的照片，网友在未见照片有城管的情况下，依然条件反射般的认定肯定是城管打了小贩。加之方舟子、刘军宁等微博名人的交锋，事件迅速发展为网络公共事件。 就在舆论正为“城管是否打人”争论之时，当地政府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并通报事件初步调查情况，就网友争论作出回应；两天后，当地政府及时就事件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和问责情况公诸于众。积极与媒体沟通，两次及时的回应，有效缓解了舆论压力，为当地政府在这一事件的应对上加了分。 第一次回应：6月15日下午4时30分，重庆市渝中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经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已排除城管存在粗**执法行为，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并将事件定性为城管劝导流动商贩引发的纠纷。这一说法虽然肯定城管并未打人，但并未完全化解网友质疑。尽管有之前通过分析照片认为“城管可能没有打人”的部分“辟谣者”就此松了口气，不过舆论依旧不断追问真想到底如何？ 第二次回应：6月17日，重庆市渝中区政府通过媒体和网络就事件调查的详细经过向公众公布：调查显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小贩）杜某某摔倒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并决定免去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停职检查。这一回应将事件经过还原，给出了令公众可信的说法；城管虽未施暴，但没及时采取救助措施，承认了摊贩受伤与城管存在关系；同时慰问伤者和及时启动的问责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舆情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体来看，此次事件的应对有层次有节奏，着手事件调查并较快化解了网友疑问，可谓一次较为成功的危机应对。虽然重庆城管打人事件就此得以解决，舆情逐渐平稳回落，但是为何几张只有受伤摊贩并配以“城管打人”标题的照片却引发了舆论热潮，不得不引人再次深思。2009年，一本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惊现“江湖”，书中教导城管如何做到“以暴制暴”时不留下把柄，引发网友大加挞伐，愤而称此为“流氓培训手册”，甚至有网友戏言要据此写本《防匪指南》卖给摊贩用以防身。城管与小贩，本身就是弱势群体与更弱势群体的战争，从崔英杰案到夏俊锋案，这种弱者间的“战争”没有赢家。 城管，本应是服务于城市，让城市生活更好的守护者，现在却为何成为了公众的“眼中钉”？这其中，暴露的不只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更是制度的缺失。如何改变城管在公众心中根深蒂固的恶劣形象，需要政府管理部门拿出坦诚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正如重庆渝中区政府回应的那样：进一步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管理，加快推进社区商业网点和便民摊点规划的实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才是重中之重。 广东增城“新塘事件” 2011年6月10日，四川籍孕妇王某在广东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占道经营，阻塞通道，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劝其离开，双方因此发生争执。新塘镇政府及时派出领导和民警到现场调解，双方达成和解。正当该孕妇丈夫将其送上救护车治疗时，遭到现场员恶意阻止，致使围观人员集聚，造成群体事件，现场多辆车辆被损坏。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何新田 广东增城“新塘事件”是在6月初潮州事件还未平息的情况下发生的，各种虚虚实实的传言很容易导致民工的生存危机感，增城事件则引爆了民工们心中的这种危机感和怨恨，导致事态急剧失控。事件的症结未必是当地民众完全不相信政府发布的消息，而是源于他们长期以来饱受歧视而积累的各种怨恨。为什么此类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在一些地方频频发生，颇值得当地政府深深反思。 本次事件中官方主要有五次舆情应对： 第一次应对：6月10日当晚九点左右，孕妇王联梅和丈夫因摆摊卖服装与村治安队队员出现争执，治安队员当时说的一句话“打的就是你们外地人！”激起围观人群愤怒，导致事态扩大。11日晚上起网络上就有人发帖称“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12日上午，增城市通报新塘事件情况，并让孕妇王联梅的老公现身新闻发布会表示全家人“都没事”。增城市委书记也到医院看望王联梅。尽管如此却还是没有阻止民众持续的群体聚集和打砸烧，直到增城警方出动大批武警将现场带头闹事的25名滋事人员带回调查，该事件才逐步平息。广州市长万庆良12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新塘事件”，指出“现在社会的利益诉求很复杂，甚至没有利益诉求时某些事件的火星也会引发事件”。 第二次应对：6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新塘事件中“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谣言散布者陈某被抓获，陈某对在网上发布虚假谣言的事实供认不讳。随后增城市委、市政府组织市镇村三级干部分成25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向村民、企业主和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说明真相。这样，在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下，事态得到官方的有效控制，舆情热度由此逐步消退。 第三次应对：增城市政府6月16日发《通报》声称做到了“6个没有”：没有任何人员死亡、警方没有携带任何杀伤性武器，没有开1枪1弹，没有1间商铺被抢被砸被烧，没有发生警民冲突，没有出现当地人与外地人的对立冲突。《通报》也指出检察机关已在15日批准以妨害公务、寻衅滋事、故意破坏财物等罪名逮捕19名嫌犯。此次声明引发舆论热议，有媒体指《通报》说没有警民冲突或商铺被抢砸，却有人因相关罪名而被逮捕，明显有自相矛盾之嫌。 第四次应对：7月7日，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召开会议通报增城事件；增城市委市政府启动问责机制，免去增城市新塘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职务，但是处理结果通报涉及的6名被问责人员均以“×某”代替。舆论认为对相关官员的问责还需更加明确。既然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就要公开透明。问责官员本身就是公开事实、澄清误解、重收公信、重拾民心的机会。而一个“某”字却再次伤害了公众的信任。 第五次应对：7月11日，增城市“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中的6名被告人，在增城市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审理并当庭宣判，宣判后增城法院向媒体通报了案件详情。这虽是亡羊补牢，但总归是公布了基本事实，以权威的态度为本案做出一个了结。 实际上，增城事件中官方的五次舆情应对技巧上可圈可点，例如12日的当事者本人辟谣和关于“6个没有”的通报，国内主要传统媒体也大量转载了官方对该事件的通报，但事件前期却没有收到期待的成效，个中缘由值得相关官员深思，而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与教训更值得深入总结。近年来的大量舆情事件也表明，每一次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指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使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道新课题，在新的高度上回答了增城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更深层问题。近期，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表示，广州将吸取增城“6·11”聚众滋事事件的教训，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的方法，并且会将重点放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上。这样的认识为该事件最后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面对新的舆情形势，只有及时采用相应的方法纾解民怨，把改善民生的工作放在平时，列入常态工作，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安徽利辛县官员微博直播自首 2011年4月13日，为了举报所在单位的领导收受其贿赂，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选择在微博上直播自首的过程，迅速引发网友和媒体的围观，成为2011年以来的引起全国网友关注的网络反腐案例。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鹏飞 微博、自首、行贿……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热词，形成了一场网络热点事件。4月13日，为了举报所在单位的领导收受其贿赂，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选择在微博上直播自首的过程，迅速引发网友和媒体的围观，成为2011年以来的引起全国网友关注的网络反腐案例。 在微博自首事件中，利辛县国土局前期舆情应对失当，事发当天，面对媒体和网友保持沉默，网络技巧缺失，当事官员消极回避，还有官员面对媒体发表的过激言论，也引发了种种猜想。利辛县国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积极表态和回应媒体，有效缓解了舆论压力。但在举报者去向等问题上，回答不够明确。此间，利辛县方面仅有宣传部出面回应，面对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事件，党政响应也有待提高。亳州市纪委给予被举报人警告等，也被舆论解读为过于“简单”。 第一次应对：4月10日，周文彬发微博，作了自首的决定。但该消息并没有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注意。4月13日14时左右，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到亳州市纪委自首，一路发布8条微博，亳州市纪委信访室负责接待。山东新闻网和合肥在线首发报道。下午，亳州市纪委舆情处置及时，积极回应舆论关切。亳州市纪委官员介绍，周其实是正常的反映问题，已受理并上报纪委高层，安徽省纪委已经予以关注，具体内容不便透露。当晚，周文彬被利辛县国土局副局长徐明成和于峰等人接回利辛，同行的还有周在公安局工作的哥哥。该细节被媒体大量曝光。 利辛县国土局的沉默应对，导致坊间各种猜测兴起，舆情指数一路升高。有媒体报道，利辛县国土局局长于强以及办公室主任4月13日下午赶往亳州。记者多次联系，均未收到回复。对于利辛县委宣传部的汇报要求，国土局也未回复。另外，一位自称是利辛县胡集镇国土资源所所长的男子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认为，周文斌存在作风问题，可能对免职一事“耿耿于怀”。引发了网友的注意。之后，当地公安机关表示不会做出“生活作风问题”这种道德评价。由此来看，利辛县国土局早期舆情沉默应对明显失当。 第二次应对：针对反应，亳州市局、市纪委派调查组赴利辛县展开调查。14日上午，利辛县国土资源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正面回应舆论。主持人、监察股股长李学成表示，周文彬曾因生活问题被免职，自首至今，周文彬“应当是安全的”。山东新闻网更在网上全文刊发了周文彬的举报信。舆论对周文斌的去向和处境表示关注。李学成认为，周以自首的形式向纪委反映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旦调查组核查结束后，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欢迎媒体继续监督。亳州市纪委副书记程效光认为，周在微博直播自首“有作秀的成分。”此语一度引发舆论质疑。有媒体援引周文斌的举报信和自述：已从去年到今年多次向中央、省、市领导及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做过举报，向多家媒体做过反映，然而“均得不到重视和查处。” 第三次应对：在经历了短暂“失踪”之后，4月15日，周文彬更新微博。“按照利辛县主要领导的安排，我现在在我亲戚的‘陪护下’很安全地生活。请各位博友不要为我耽心，对关心我的博友和朋友表示深深感谢！”舆情进入缓慢的回落期，但同时有调查性报道的出现。4月24日，亳州市纪委称，将会争取尽快形成调查结论并向社会公布，也愿意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 第四次应对：5月31日，亳州市纪委公布了处理结果：任某某、于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违反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决定对任某某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写出深刻书面检查，对于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没收所收礼品，折款上缴财政，并对周文彬向领导干部送礼的行为提出批评。 对此，有观点表示，亳州市纪委舆情应对及时，事发后有步骤地接受媒体采访，通报相关情况，并于次日派出调查组赶赴利辛县进行调查。但亳州市纪委就本案做出的处理，被不少网友和媒体解读为“简单”。甚至有专家批评面对确凿的事实证据，党纪代替了司法调查，令人遗憾，只能理解为迫于舆情危机的应对。 本案中，网络打破官场传统思维和潜规则的作用再次显现。越来越多的网民，甚至是官员，在现实社会维权遭遇“潜规则”阻力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巨大力量。网络也向人们展示了社会自我净化、和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作用。虽然社会代价依然巨大，但“纠纷解决不靠法，靠闹”的恶性循环，将会逐渐改变。官员必须提高新媒体素养，积极面对舆论监督。 深圳清理“高危人群” 2011年4月10日下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所取得的战果。据深圳市新闻发言人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该发布会迅速引发舆论的关注，成为舆论焦点。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见习分析师杨青山 深圳大运会筹备以来，安保工作争议不断，其中“清理8万高危人员”事件无疑最具有代表性。4月10日下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所取得的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该新闻一经发布，“高危人员”之说以及“8万余名”的庞大数字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质疑该政策是否侵犯人权，是否涉嫌挤压外地人的生存空间。针对相关质疑，深圳警方借助《人民日报》给予一一回应，同时表达了对政策的坚持，但效果不佳，舆论依旧以负面为主。此后，面对东莞警方抱怨深圳清危殃及池鱼等问题，深圳再无回应，被批“鸵鸟政策”，饱受诟病。 第一次应对：通过《人民日报》澄清，称8万余名“高危人员”是“迫于形势压力自行离开”。4月16日，《人民日报》“求证”发表文章《一次正常的治安排查清理》，文中深圳警方新闻发言人、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申少保对舆论质疑的三个焦点问题予以回应，称“治安高危人员”尺度清楚，并非一般的“有前科”、“精神病人”和“无业”人员；排查清理应是治安基础管理的常态工作；“高危人员”是自行离开，未采取强制遣返或驱赶离开举动。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既不“违宪”，也不存在“侵犯人权”。深圳警方此次回应借助权威媒体，对舆论质疑的焦点予以有针对性的解答，不仅展现了深圳直面问题的勇气，也对政策的持续性表示了坚持，但“自行离开”的说法难以服众，反而引发了公众“被高危”的担忧。 第二次应对：6月1日傍晚，在《东方早报》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受到拒绝后，深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助理、宣传处处长于天对该报记者说，警方不想做出任何回应，深圳公安机关会“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搞好大运会的安保工作。警方不回应的态度加重了网友“公权力傲慢”的印象，对深圳乃至大运会的批评之声甚嚣尘上。 早在5月31日，东莞警方就有深圳驱赶高危人群殃及池鱼的说法，而接下来发生在广东各地的多起暴力事件，网友也普遍将其归因于“深圳清危”，对于一系列可能与之有联系的实例以及网友的高度质疑，深圳警方仍然选择保持沉默，不少网民对此表示遗憾，称之为“鸵鸟政策”。 第三次应对：7月14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出席全国卫视看大运、全国都市类报纸总编深圳大运行、全国网络媒体深圳大运会媒体见面会上指出，深圳举办大运会，在安保和城市管理方面，确有必要采取非常管理措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此外，王荣也谈到，如何做到少扰民、不扰民，如何争取市民的理解和参与，确实有方式方法问题，也有对工作的程度把握问题，“将虚心接受，将把这些质疑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对一些不切实际、严重扰民的做法，已经给予了批评”。作为深圳市最高领导高层表态，王荣书记的回应提高了深圳方面的响应层级，不但解释了安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表达了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表达方式较明显优于此前各级公安机关的回应，如果这些表达能够再做到更加及时、适时，效果无疑会更好。 在该事件的初次应对中，深圳警方积极借助权威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值得借鉴，其现实的传播意义也非常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该文章相关转载达到245篇，有效的将警方的权威解答传递给受众。同时，其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既不“违宪”，也不存在“侵犯人权”等表态体现了不盲从和对政策的坚持，有利于维护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是，深圳后期的“鸵鸟政策”以及始终缺乏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使其初次应对被淹没，最终给人留下“应对存在较大问题”的总体印象，其失当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鸵鸟政策”放任自身形象受损。在第一次应对未能取得良好效果，民众依旧对政策持不满态度，且政策的负面效果依旧在持续的背景下，深圳警方主动放弃舆论阵地，始终未再发出任何声音。这种消极应对的后果是深圳的形象持续受损，以致“清理高危人员”成为深圳乃至大运会的标签，屡屡被提及，被批评，甚至有很多网友对深圳所承载的“开放”的精神提出质疑。 其次，应对过程缺乏对民意的充分考量。“驱逐高危人员”之所以引发民众的广泛质疑与“大运会扰民”的舆论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然而深圳在应对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对此予以正面回应，对舆论的诸多质疑与“被高危”的担忧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考量，仅仅给出了一个让公众难以信服的“自行离开”的理由，留下了很多遐想的空间，也损伤了深圳警方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大运会的支持。 禁止农民工讨薪、开幕式开灯离家、清理高危人员……近一段时间，与大运会有关的诸多安保措施都引发了舆论的质疑，其实大家关注的中心只有两个字：扰民。诚然，成功的赛事需要民众的支持和包容，但是，在赛事承办和公共利益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的确应成为政府出台相关措施的重要考量，这也是成功举办大运会的应有之义。 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 2011年5月9日，财新《新世纪》报道了“邵氏弃儿”一事。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则将这些婴幼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收取国外领养者费用。“邵氏弃儿”案由此引起社会关注，5月9日，邵阳市相关政府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胡江春 舆论对“邵氏弃儿”的关注，让长期以来计划生育野蛮执法的种种传闻得到了证实和强化，因此，大量批评、质疑的声音迅速出现。 湖南省和邵阳市委市政府对此事的反应比较迅速。5月9报道出来当天，邵阳方面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展开调查工作。5月13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已批示全面彻查。 虽然从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都有表态或行动，但从当地政府得种种举措来看，所有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都显得不够诚意，无论是计生部门人员还是邵阳市福利院，有着明显地狡辩、推诿责任和应付调查的迹象，舆论还认为邵阳市组成的调查组去调查邵阳市福利院显得不够权威，调查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官方始终没有主动、集中地区回应舆论关心的问题，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应，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使得公众对此事的了解不足，并持越来越多的怀疑态度。6月7日，有记者试图联系“邵氏弃儿”发生地隆回县宣传部询问调查结果，外宣办唐主任及分管宣传的罗主任均不愿回应此事进展，记者联系当地计生部门也未获任何有关调查的进展。最后，隆回县宣传部要求记者发正式采访公函，但函发去后，对方仍未对此事予以回应。有舆论认为当地政府在有意拖延，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最后不了了之。 6月22日，正欲寻找法律途径维权的两位家长杨理兵和周英和，突然因嫖娼而被邵阳警方控制，后拘留十五日。消息传出，舆论再度哗然。有媒体怀疑邵阳市政府涉嫌以厚黑手段化解由“邵氏弃儿”带来的危机。有舆论指出，“邵氏弃儿”案曝光已有两月，对于涉嫌违纪犯罪的计生等部门人员的处理结论，迟迟未见公布，反倒是坚持维权的受害人，却横遭霹雳手段，快慢之间，令公众不能不陡生疑虑。 7月14日，时隔两个多月，该事件终于又有了进展，该案件的调查组牵头人邵阳市监察局曾局长告诉人民网记者，此前媒体报道的部分情况失实，“买卖婴儿”情况根本不存在，“邵氏弃儿”案详细调查结果将于近日统一对外公布。尽管案情公开有了一些进展，但无论是其反应速度，还是回应方式都有很大的欠缺。相关部门在很多时候主动放弃了主动发布的机会，只是被动地不是抛出一些声音，给人“步步为营”的感觉。 纵观此事，省委领导亲自表态，邵阳方面的调查组经过长期调查，也终于即将形成结论，这本身是个好迹象。然而，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固然重要，但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显然更利于问题的解决。在信息时代，仅仅是埋头调查事件而不顾公众知情权，是不明智的。在很多情况下，如此做法往往会导致谣言的产生而干扰到实际问题的解决。长达近两个月的悄然等待，只会消磨公众的耐心和信心。积极主动的姿态、公开透明的信息、与公众良好的沟通都能促使事件朝着更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 [导读]抚州连环爆炸案制造者钱明奇在微博上明确表达了作案原因和方式、时间，这对案情的上传和对相关官员的问责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如果有关部门能够重视钱的信息，此次事件或许应能够得到有效干预。 湖北利川官员非正常死亡 2011年6月4日，湖北省利川市官员冉建新在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受审期间意外死亡，官方公布的死因与家属所见的“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存在极大反差。冉家人要求查看审讯录像遭拒，以及网络上流出的冉建新伤痕累累的尸身照片，使得此事件的舆情开始迅速蔓延扩大，引发大量网友关注。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见习分析师冯晓磊 湖北省利川市官员冉建新在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受审期间意外死亡，网络上流出冉建新伤痕累累的尸身照片，使得此事件的舆情开始迅速蔓延扩大，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尽管政府随后介入调查并处理了一批涉案官员，但由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案件信息始终没能做到公开、透明，政府的应对措施也缺乏连续性，使得此事件在冉建新追悼会上发展成为一起影响很大的群体事件。 近年来，在押人员意外死亡的事件层出不穷，然而此次事件中，死者的身份却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曾经在政法系统任职的人却在与政法系统接触期间意外死亡，这难免引发网民的种种猜测。在舆论压力面前，湖北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应对还是比较及时的，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5日，湖北省检察院调查组、湖北省联合调查组、恩施州纪委调查组先后分赴巴东、利川等地展开调查。巴东县召开会议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冉建新死亡事件，迅速查明原因，依法处置，做好善后工作。随后湖北省巴东县委宣传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闻通稿，通报了利川干部冉建新在巴东受审时死亡事件。 客观地讲，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的舆情应对措施有其可取之处，最主要的就是较为及时地介入调查，并严厉地处理了一批涉案官员，巴东县反贪局局长曾正平等7人被停职调查，巴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雪松辞职。然而，从舆情监测的结果来看，事件并未因政府的及时应对而平息，利川当地大批民众自发前往参加冉建新的追悼会，该事件最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尽管政府在此次事件过程中做到了及时跟进、严肃处理，但却并没能阻止该事件演变为一次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在舆情应对措施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信息的不透明使得各种传闻与谣言有了生存的空间。巴东县委宣传部虽然第一时间发布了冉建新事件的通稿，但在通稿中却并未明确提及事件的详细过程，官方描述的死因也与死者家属所见大相径庭，同时网上广为流传的冉建新遗体照片，使得舆情热度进一步走高。 其次是针对网络上的各种传闻，政府部门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应对。多数网民普遍关注的一些案件细节，例如冉建新“棉衣传书”的绝笔、冉建新与利川市委书记李伟的私人恩怨、曾参与提审的恩施州纪委官员牟泽忠案发后不知去向，等等。对于此类传言，政府没有进行公开的、正式的回应，从而失去了引导舆论的主动权。 再次是政府在舆情应对过程中措施缺乏连续性，在处理了一批官员之后久久没有发布最新的调查结果，使得舆情的焦点从猜测案件细节，逐渐转向了对政府相关部门办案效率和力度的不信任，甚至出现了“官官相护”、“弃车保帅”等激进言论。政府部门在事件早期积极介入调查树立的正面舆情形象已经所剩无几。 相对发生在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石首事件，湖北方面在此次群体性事件中的反应速度和处置力度还是可圈可点的。然而，基层政府应对舆情的技巧还有明显不足，只有政府部门积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和舆情应对水平、危机公关水平，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才能良好地进行舆论引导，化解舆情危机。 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 2011年5月26日9时18分至9时45分，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三地先后发生爆炸。爆炸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在爆炸中当场死亡。而在此之前，钱明奇因拆迁补偿纠纷上访已达十年之久。6月4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被免职。 应对能力点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见习分析师陈宁 “……因合法新建的楼房，被非法拆除，给我造成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逼迫我走不愿走的路。”钱明奇在他的微博上说道。抚州连环爆炸案发生之后，抚州征地拆迁问题和钱明奇的微博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舆论对抚州政府一片斥责，并不断质问抚州的拆迁工作。 第一阶段应对：（5月26日-5月28日） 爆炸发生当天15时9分，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在微博发表消息称：政府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关详情请看官方网站公布消息。但据东方早报27日的报道，原定26日16时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了了之，此外“部分前往临川区行政中心采访的记者受到抚州方面的检查，至少有三家采访单位的记者与执勤人员发生冲突，一些记者的相机、手机遭没收。”抚州市政府就此问题与媒体、网友发生争执，抚州市公安局在微博回应说，收缴记者物品是因其不配合现场指挥，不出示记者证。后经过核实其本人身份，将所有物品归还了记者本人。而在抚州市委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并没有任何与抚州连环爆炸的相关新闻发布。爆炸发生之后，钱明奇的微博受到大量网友的关注，钱明奇所叙述的遭遇，诸如赔偿不公、司法舞弊、官场贪污、上访被压等获得了网民的普遍同情。网友就钱的遭遇质问抚州市政府，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27日下午，钱明奇的微博被关闭。在舆情的发酵期，抚州市政府并没有全力配合媒体的报道，关于抚州市的负面舆情不断上升。 第二阶段应对（5月31日-6月3日） 抚州连环爆炸案经过媒体的报道和网民的热议，舆论一方面指责钱明奇以暴制暴的方式不合理，但更多的人认为，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钱明奇不至于采取极端的方式来报复。舆论呼吁要给钱明奇的申诉一个公正的说法。5月31日，经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与钱明奇一同上访的张来义拿到了38万多元的拆迁补偿款，其他访民也分别得到数额不等的补偿款。此外，抚州市开展了一项“百日信访大复查”的活动，“有道理”的信访案将被解决。抚州市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被网友批评为亡羊补牢。人们更希望知道，钱明奇和另外几个拆迁户不断地跑各级政府上访、到法院打官司，为何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许多评论分析道，十年来，爆炸事件本有许多机会可以挽回：合理的拆迁补偿、公正的司法判决或者有效的信访制度等。但是钱明奇的申诉被长期漠视，最终致使惨剧发生。在舆论的高涨期，舆论对抚州市政府的质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拆迁是否侵犯群众利益，与民争利；二是拆迁过程是否执法犯法。对这两方面质疑，抚州市政府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答，抚州市政府的公信力、司法的公信力在民众心中大打折扣。 第三阶段的应对（6月4日-6月30日） 6月4日，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被免职。有舆论认可抚州市政府的“免职速度”，但主要舆论仍集中在钱明奇的遭遇上。钱明奇在其微博中称：“江西抚州市临川区原纪委书记习东森在2002年5月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之名,擅自降低补偿标准,克扣征地拆迁款约计1000余万元以奖金私分,给我造成损失200余万元, 至今十年向有关部门及领导反映未果。”网友就钱明奇的叙述质问抚州市政府，征地款项是否被私分、被免职官员是否有贪腐，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抚州市政府的回应。还有官员嘲讽钱明奇“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网友认为这官员也应被追究责任。抚州市的各家媒体在此次连环爆炸中一直保持沉默。 此次抚州市连环爆炸案，网络、微博在“问责”中起到重要作用。钱明奇利用微博平台阐述个人遭遇使得案件性质与主要情节在极短时间内得以确证。此外，钱明奇在微博上明确表达了自己作案原因和作案方式、作案时间，这对案情的上传和对相关官员的问责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而如果有关部门能够重视钱明奇的信息，不让他的声音“沉没”，此次事件应该能够得到有效地干预。 此次爆炸也提醒执政者要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要使他们的声音获得畅通的表达渠道。执政者要用倾听去打捞沉没的声音，用执政为民的行动去满足民众的诉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