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作战体系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源头活水，综合集成，亦称“大成智慧”工程，是体系战斗力的生成之道，是通往战斗力生成模式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
●此轮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除了要关注过去已有的要素、结构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过去结构中没有的要素，或过去在战斗力生成中不占主导地位或手段落后亟待升级的要素。
●对于体系战斗力来说，结构的优化有时比战斗力要素本身更重要，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结构，孤立的要素再先进也无济于事。
●战斗力生成重心正发生历史性的转移
体系作战能力关注的是战斗力要素性质与结构的优化，其核心是新质战斗力的生成，这就必然导致战斗力生成重心的转移。
转移之一：从关注数量规模到关注战斗力要素的性质和质量。从信息主导的角度考察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结合方式这三大基本要素性质发生的变化，是理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基础。以人的能力转型为例予以说明，人类社会正在从读写时代进入视听时代，比如，道路交通流量图分别用红黄绿表示拥堵、缓慢和畅通，让人一目了然，如果用读写的方法不知要费多少文字和口舌。视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久而久之，人的视听功能日渐发展，而读写功能日趋退化，致使人的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更多地依赖图形、图像、声音和动态视频信号。当且仅当网络、iPad、平显、指挥信息系统与你的日常活动交融时，人——战斗力决定性要素性质的改变也就自在其中了。
转移之二：从关注人机关系到关注作战系统之间的关系。考察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历史演变，我们会发现，在冷兵器时代，主导要素是物质，人是战斗力的关键，此时关注的是人手中兵器的质料。机械化战争时代，主导要素是能量，人机关系是关键，人退居基础地位，此时关注的是平台的性能以及人机结合的方式。信息化战争时代，主导要素是信息，体系作战能力是关键，人机关系退居基础地位，此时关注的是作战体系的功能以及作战体系之间的关系。这种叠代式演变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由高级向低级兼容，信息主导并没有排斥物质、能量作为基础地位存在，并在战斗力生成中继续发挥作用。
转移之三：从关注作战单元的结构到关注作战体系结构的优化。作战体系的结构实际上是战斗力要素的配置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素、力量比例。比如，陆海空二（炮）兵力比例，空军内部的空地比例、攻防比例、人机比等。二是要素、力量分布。主要是部队内部各种作战要素的配置情况，作战力量在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战略态势等。三是作战体系的层次与形态。包括军队纵向层级、指挥体制、指挥方式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等。值得指出的是，作战要素的性质一旦发生质变，也就同时改变了人与武器的结合方式，必然导致作战体系构建方式和途径的改变。
转移之四：从关注传统军事力量建设到关注新型作战力量发展。作战要素性质的改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当n个要素发生质变时，就会产生新质战斗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磁空间、网络空间和公共信息空间构成的虚拟社会、虚拟领土，已与真实社会、现实领土形成相对的无形作战空间。你要想在人类新领地上驰骋，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力量。比如，网络攻防力量，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如果你没有这支力量就不可能打赢战争。
转移之五：从关注军队自身发展到关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走寓军于民、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普遍采用的做法。当年美国的“阿波罗”、GPS、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当今的“智慧地球”等计划，都是军民融合的。民用技术发展使军事领域受益，军事技术突破带动经济起飞，形成互补互促互动的良性循环。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军队要提出合理的军事需求，描述清楚军事上的具体运用，打通军民技术之间融合的通道，这也是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的基础。
●综合集成是锤炼体系战斗力的不二法门
战斗力生成之所以发生重心转移，根本原因是信息平台的嵌入，导致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之间出现强耦合，使作战体系成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出现许多新的特点规律。由于传统方法和手段无法解决此类体系的分析、建构及其战斗力生成难题，因此，综合集成法应运而生。
综合集成的概念由钱学森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起初用于作战模拟。所谓综合集成，就是按照一定目的把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系统组合在一起，集中各系统要素，优化体系结构，形成更高级、更智能的人机系统，以实现特定的功能。其本质特征是“人在回路中”。按照传统的说法，把一个复杂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那就是“集大成”的智慧，所以钱学森把综合集成法形象地命名为“大成智慧”工程。
作为一种方法论，综合集成的实质是把专家体系、数据和信息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系统。通过对人的思维及其成果，人的作战经验、指挥艺术，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等的集大成，充分发挥系统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发现新型体系结构，构建新型作战体系，破解军事系统分析、设计和仿真虚拟中的科学难题。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发挥系统管理和决策功能，有效融合人与武器、先进与落后、现有与新建、科学与艺术、机械化与信息化等不同性质的作战要素，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更高级的作战单元和作战体系，提高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发挥信息平台的组建功能，通过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使作战体系出现自组织效应，自发产生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相对稳定的有序结构，增强作战单元的战场自适应性，提高军队的体系作战能力。
作为方法论和系统工程的结合，可充分发挥作战实验室的功能，催生新型作战力量、新型作战样式和新的军事理论。随着网格、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综合集成的手段日趋完善，在推动战略战役战术技术推演常态化的同时，加速战法、训法的演变和新概念武器的研发进程，使军事预实践成为体系战斗力特别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领域。
●战斗力生成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路径选择
如果以现有战斗力基本要素为起点，以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为目标，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为环境条件，那么，从起点到目标之间存在很多条可能的路径，这些路径及其组合的选择，是战斗力生成模式创新的关键。而要发现这些路径，必须树立大转变观。
转变，不仅是研发新型武器、组建新型力量、转变训练方式，而且包括创新军事理论、转变作战方式等。转变，不仅要改革军队的组织形态，而且要完善军事技术的体系结构，提升支撑军事行动的核心技术。
对已知的路径进行综合集成。不同路径的对接与组合，不仅要看到它的可能性、不可能性，而且要思考不可能的可能性，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西方国家军事转型的成功做法可以借鉴，但是，如果一直沿着他们走过的路走下去，那是无法超越的。
开辟新的路径及其组合方法。这次转变，除了过去已有的要素、结构之外，更重要的是关注过去没有的，或过去在战斗力生成中不占主导地位的，或过去已有但手段落后需要升级的。
如何加快转变，必须从国情军情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找到切入点。
从创新理论切入。根据国家安全需求先提出未来作战的概念和设想，然后在技术战术上寻找实现方法，通过实验室验证后，进入武器研发和体系构建，最后放到训练、实战中检验理论，寻找体系作战能力最大化的最佳结构，打通从概念到能力的路径。这符合信息化军事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战争实践还不丰富，没有现成的作战样式，战斗力生成模式尚未定型等。
从新型武器切入。把新武器装备对人的素质、部队的组织形态等强制性要求搞清楚，然后构建新型作战力量和作战体系，最后通过训练、实战等检验评估，探索战法用法，发现问题，改进和完善武器装备，但这在时空上相对滞后。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新一轮军事变革。在借鉴他们经验教训的同时，应紧密结合我军实际，抓住加速转变的关键环节。
从概念创新出发探索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这是信息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的“第一转变”。概念是理论大厦的基石，没有概念的原始创新，军事理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从概念出发是作战实验室发展带来的变化，对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至关重要。美国“空海一体战”、全球快速打击等，都是根据国家安全需求，从概念研发开始的。
对新型作战体系的组织基础进行重新定位。体系作战单元是一体化联合部队参加体系作战的最小战术技术协同组织，其发展趋势是规模越来越小。结合军队改革调整，对体系作战单元的功能、规模和形式进行定位，是改变目前我军作战网络节点颗粒偏大偏少，体系战斗力生成缓慢的重要途径。
开展多种形式的多军兵种体系对抗训练。一是开放式训练。从人机关系训练转到作战单元、作战体系之间关系训练。二是对抗性训练。从单方面训练转到双方再到多方对抗训练，实现多方多时空体系对抗。三是常态化检验。转变演习想定方式，建立常态化的蓝军部队和未知条件下对抗演习机制。如美军“红旗”系列演习，每年举办2次，不断更换课题。
改革指挥方式和业务流程。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时代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会沉淀在指挥方式和业务流程之中，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这是当前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瓶颈”。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军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的质量、速度才能取得突破，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