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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战与媒介传播力关系探微

2011-10-17 22:05| 发布者: 兵网| 查看: 642| 评论: 0

摘要:  舆论战是根据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斗争的需要,有效地利用传媒传播社会信息,有目的地生成和调控舆论,积极影响国际与国内舆论走向,影响公众信念、意见、情绪和态度的作战行动。 从舆论战的概念可以看出,舆 ...
 舆论战是根据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斗争的需要,有效地利用传媒传播社会信息,有目的地生成和调控舆论,积极影响国际与国内舆论走向,影响公众信念、意见、情绪和态度的作战行动。
   
从舆论战的概念可以看出,舆论战是以特殊的舆论信息作为作战武器的斗争形式,它既包括通过对内传播,让社会公众知晓与警戒相关战争威胁,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保证国家与公民的生存与安全;也包括通过国际传播,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还包括在战争过程中的舆论威慑和谋略。因此,舆论战的作战效力与媒介传播信息的能力和效力,即媒介传播力,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尤其在舆论战上升到战略地位的今天,媒介传输信息的速度快慢、渠道宽窄、覆盖面大小、密度高低、影响力强弱等对于舆论战成败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探讨舆论战与媒介传播力的关系,对于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大众媒介为战争服务颇有价值。
   
一、媒介传播力在舆论战中的致效因素
   
媒介传播力是一个国家政府和民间拥有的传播力量的总和,是国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信息交流和意见传递的能力和效力。从范畴上来说,媒介传播力主要包括国内传播力和国际传播力。国内传播力主要是指媒介在国内民众中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能力。国际传播力主要是指跨国界的传播力量,是实现信息在国际范围内双向(多向)流动的力量。在舆论战中,国际传播力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媒介传播力在舆论战中的致效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信息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从内在构成上分析,媒介传播力可以分为硬传播力和软传播力。所谓硬传播力主要表现为一系列能够定量分析的指标,包括传播载体的数量,传播机构的数目,从业人员的数量、传输技术、传播速度等,这些硬件是构成媒介传播力的基础。作为以信息为主要作战武器的舆论战,信息传递的范围和规模是与媒介传播力的硬件成正比的。就世界目前的媒介传播力而言,就存在传播平台的非对称性差异。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主要是以美国的传播霸权为主导的单极化系统。
   
在全世界范围内,位居世界传媒前五名的均为美国主流媒体,在世界媒体100强中,美国占了32个。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国际频道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165个国家播出;美国之音有一半的节目通过卫星传送到世界1100家调频台播出。2003年,美国当局又启动了一个名为Initiative911”的新媒介项目,该工程第一阶段的预算投资便达50亿。这样,美国又首次拥有了一家国营(官方)的专门对国外广播的电视公司。在伊拉克战争中,对比美伊两国可以发现,美伊两国不仅在卫星电视、越洋广播、互联网络的控制和屏蔽上存在巨大的反差,在新闻信息传播源、新闻信息传播流量、新闻信息传播载体上也存在着巨大的传播逆差。美国正是利用超强的信息制作能力,日夜不停地发送信息,使全球几乎被他们制造的信息流环绕,世界的真实状态被他们信息建构的虚拟状态覆盖淹没,为他们实施舆论战和心理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信息打击的精度与力度。媒介传播力是传播能力和效力的统一。媒介传播的效力主要是指达到的传播效果,如吸引受众的数量、影响受众认知的程度、对国内外舆论的导向力度等。一般来说,媒介传播的能力与效力是成正比的,一国的媒介传播能力越强,媒介传播效力就越大。但同时,如果由于媒体资源整体规划失调,传播策略失当等原因,就会影响到媒介传播效力的发挥,舆论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现代舆论战的对象及目标具有多元性,既要对敌,也要对友;既要对外,也要对内;既要对盟国,还要对全球,具有跨国、跨文化、跨语际传播的特性,这就给舆论战传播致效的精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想要提高舆论战的作战效能,就需要相应的媒介信息传播机构从作战目标的实际出发,研究攻击目标的民族特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精确确定敌人的重心、关键薄弱环节等,在传播过程中,从传播内容、方式和手段上,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进行针对化传播,合理分配和利用传媒资源,以获取舆论传播效力的最优化与最大化,从而使舆论战产生对象化、精确化的制胜效果。
   
信息传播的速度、密度和强度。现代战争作战行动高速运转,作战阶段紧密衔接,作战样式频繁转换。媒体传播力是否具有穿透对方信息屏障和物质屏障的能力,以及当敌方舆论信息发射向我方的时候是否具有阻击能力,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同时,舆论信息的传播速度、密度和强度与舆论优势的取得紧密相连。战前,能够抢在敌方之前率先发出于己有利的信息,先机制敌、先声夺人,是取得舆论主动权,为发动战争营造有利舆论环境的先决条件;战中,能够调动一切传播力量和手段,以高密度和高强度的舆论信息对敌进行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对敌形成强大的信息优势和舆论压力,是掌握舆论信息主导权的关键要素。只有拥有了超高速大信息量的战场舆论信息主宰权,才能有效地影响敌人的意志、判断和理解,取得对敌人的全面控制并摧毁其抵抗意志。
   
二、舆论战对媒介传播力的调谐与使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舆论战中,舆论作战对媒介传播力的使用不是消极被动的,媒介传播力现有的规模、数量、策略并不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只要舆论作战对媒介传播力合理配置、巧妙协同,也不难创造以简胜全、以弱胜强的结果。具体来说,舆论战对媒介传播力的调谐与使用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
   
平行作战法。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舆论对抗,以信息传播为外包装,以制造世界舆论为“隐形内核”,其受众扩展到媒体驻在国以外的全球范围内的阅听群。因此,战时舆论争夺也打破了以往敌、我、友界限分明的传播格局,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中有我、他中有你的非线性作战特征。平行作战法即打破传统战争的线型思维,用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设计新作战样式和战法。这里的“平行”具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时间上的同时,即在短时间内采用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对多个作战对象进行打击。二是空间上的同步性。即将媒介力量深入到敌方舆论纵深和地理纵深,对敌方同步实施全纵深、多维度打击,取得综合效应。三是战争级上的同一性。即打破舆论战战略目标、战役目标和战术目标的界限,同时针对三级目标实施攻击,取得同步压强效应。
    
系统作战法。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约翰·沃顿提出,要“把敌人看作一个系统或系统集成”。舆论战强调对敌人的“影响”和“改变”,而不是简单“摧毁”。因此,当把敌方作为一个系统来实施舆论战时,媒介传播力的打击方式就可以根据系统的一般性特点来施展。那就是在实施舆论控制时,明了“控制关键就是控制全部”的作战思想,必要时,在充分了解敌方媒介传播力实施系统的基础上,找准系统的“重心”,选择控制和瘫痪“重心”的手段和行动方式,通过影响敌方媒介传播力的“核心”与“重心”,改变整个系统。
    
效果集中作战法。现代战争强调打击效果,已经从过去的“集中兵力”、“集中火力”发展为“集中效果”,通过集中物理、功能和心理效果,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媒介传播力是战争杀伤的软力量,必须与硬杀伤力协同使用,才能发挥聚合威力。因此,在战争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强化媒体内部各要素的有机协同,合理配置资源,谋求最大合力;另一方面要从战略的高度,将传播力与军事力、外交力、经济力相配合,在确定舆论战的方针、原则、策略时,与心理战、信息战、军事打击结合起来谋划,形成多维度、立体化攻击样式,集中能量、快速、高强度对敌领导层抵抗意志起决定作用的战略和战役的薄弱环节、重点、关键点和联结点进行合同打击,剥夺敌凝聚力,达成战争目的。
   
三、媒介传播力在舆论战中的作用流程
   
舆论战贯穿战争全过程,包括战前的潜伏和备战时期,战争进行期,战争结束后震荡与平复时期。与之相对应,媒介传播力在舆论战中的作用流程也可分为如下阶段。
   
第一,平时构建阶段。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媒介传播力能否在战时发挥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时构建和积累的水平。只有具备了足够的势能,在需要时才能转化为强大的动能。媒介传播力的平时构建是一个相对系统的工程,大体上可以从“软”和“硬”两个方面来推进。硬件方面,就是指传媒机构的设立、分布的合理性、技术水平的先进性。软件方面,则包括平时媒介良好形象的树立,在国际上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公信力,有着较为完整的战时应急机制,丰富的跨文化传播经验以及良好的对内舆论调控能力等。
   
第二,战前启动阶段。战前的迅速启动,是现代战争的突发性对作战双方反应速度的必然要求。舆论战作为现代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要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强化快速机动反应能力,保证在特殊时期(如战时)能够迅速将分散的媒介力量和资源聚集起来,实现平战转换。其核心要旨有二:一是在正确领会上级军事行动意图的前提下,启动战时新闻宣传机制;二是以主流媒体为主阵地,征用国内其他各类媒体,动员组织和和统一调用全国传播资源,整合舆论力量,完成战时舆论力量和阵地建设。
    
第三,战时持续跟进阶段。媒介传播力必须在战争全过程实时整合所有的传播资源,为舆论战提供持续不断的供给和内容支撑,与军事斗争同步实施打击。在此阶段,传播媒介主要借助军事打击的成果,以本国的主流媒体为主阵地,不断整合国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资源,持续进行舆论轰炸,并且随着战争进程的转进及时调整媒介信息的打击方式和方向。这一过程是对一国媒介传播实力的全面考验,是舆论战的攻坚阶段。
    
第四,战后恢复阶段。战争对媒介传播力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战争对传播资源包括设施、人才等硬破坏使得媒介传播力遭到一定的削弱,需要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媒介传播力传播过程中组织协调上的不足,方式方法上的欠缺也在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检验,而这正是媒介传播力需要重建的重要内容。通过重建和恢复,媒介传播力就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延续和壮大。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可以看到,战争双方都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9·11”事件之后,美国就有了攻打伊拉克的初步设想。在有关方面的精心策划下,美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围绕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理论,不厌其烦地进行评述,很快便将这些思想渗透到美国社会。同时,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媒体渗透,推出中东广播网,资助流亡国外的伊拉克反对派的“自由电视台”开播。这些都可以看作平时媒介力量的构建。在正式确定攻打伊拉克之后,直属白宫专司新闻舆论谋划、协调、管理的“全球宣传办公室”迅即根据作战方案作出了舆论宣传计划,对本次战争中的新闻舆论工作做了统一部署和安排。高度现代化,空地一体覆盖全球的新闻信息传播网络迅速进入满负荷、超常规工作状态,快速大量地发布有关信息。战争打响之后,在各级新闻舆论行政机构的指挥调控之下,美国的新闻媒体全力以赴,使尽浑身解数,与军事行动互相呼应,为军事打击提供支持。强有力的舆论进攻,使新闻传媒阵地成了烽烟弥漫、波诡云谲的“第二战场”。战争结束后,美国及时对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审查,虽然充分肯定了传媒的作用,但同时也承认,伊拉克战争也暴露了美国媒体的不少局限。尤其是由于迄今未在伊拉克找到战前美各大媒体大规模宣扬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及其传媒形象的国际形象和信誉严重受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过去一年的外交、舆论等方面多了一些谨慎,以恢复和重建在国际上的声誉,为本国传媒积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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