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章只是荣誉的符号，军人的荣誉感更需内化为自身的素质 问：我记得您曾说过，军人荣誉是国家和社会对军人价值、贡献的一种认定。它是不是和道德行为操守有一定的关系？ 乔良：对，军人的荣誉感既是军人对自身人生价值的确认，又是国家、社会对军人的人生、军人所做贡献的确认。实际上说荣誉是军人的操守也可以，它是军人伦理道德“上限”的一种表现。 问：人们提到荣誉，马上会联想到奖章。最近军队美术工作者围绕军人核心价值观设计海报，主体图案基本上都是军功章。军人荣誉和军功奖励制度是什么关系？ 乔良：勋章、奖章实际上是荣誉的“符号化”。 问：在一些社会团体或行业中也有奖励制度，但是军队在这方面好像特别显著，军队的肯定褒扬主要是通过勋章奖章来体现？ 乔良：军人荣誉，尤其是军队奖励制度，实际上是对军人品质中最典型的或为军人所独有的一些要素的褒扬，比如勇敢、忠诚、奉献、牺牲。从这个特点说，军队的荣誉制度和其他行业的并不一样。比如说“五一劳动奖章”，对劳动模范可能不要求勇敢、牺牲，只要求你勤勤恳恳地劳作，具有创新精神等等；而军人应该具备与军事职业相关的特殊品质，军队的荣誉制度要对这些品质进行格外的奖赏和擢拔。 问：所以军队的军功奖励制度就显得很耀眼、很突出。 乔良：很耀眼是因为它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要求军人勇敢、忠诚、奉献、牺牲，虽然这里面有些品质别的行业也强调，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却是军人独有的。 问：在日常状态下，人们容易把荣誉理解为立功、受奖和表彰这些具体的“好处”。比如说每到年终总结的时候，都说“今年你得到什么荣誉了？”意思是说你得到了立功、嘉奖、优秀士兵、先进个人这些奖励项目中的哪一种。为什么会这样？ 乔良：这更多的是从荣誉的“外化”来理解奖励，其实荣誉更重要的是“内化”，即军人内心的荣誉感问题，就是要转化为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止于胸前的奖章上。给军人颁发奖章，是对于军人所作贡献的确认和记录，让社会对你有一种尊重，这当然首先要通过“符号化”来实现。但其目的则是要通过这种形式让你在心里实现“内化”；也让更多的人以你为“标杆”，都向你看齐而“内化”。军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荣誉感，而不是追求荣誉“符号”。有时候我们简单地提倡追求荣誉，变成了追求胸前挂满奖章，实际上很多挂满奖章的人不一定有非常强的荣誉感。把军人荣誉与荣誉“符号”完全等同起来其实是一种庸俗化。 只要军人在一定年限中服役很优秀，即使没有重大功劳，也应该给予奖励 问：在咱们部队，多年以来，都是养猪、种菜、出苦力的容易立功受奖，有的部队还常常把立功受奖名额给了当年安排转业、退伍的同志，作为配合做通思想工作的手段。怎么会这样？ 乔良：这就是典型的将荣誉庸俗化。实际上这也是在贬低军功奖励制度，将它变成了一种带有利益补偿色彩的手段。荣誉本来是贴近灵魂的，现在更贴近具体的物象了。荣誉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对于军队来讲更应该积极运用，而不是消极运用；积极运用就是首先着眼如何内化为军人的精神，消极运用就是只考虑安抚一些人的负面情绪。 问：还有一点，部队现在从事文艺、体育和宣传报道工作成绩突出者，立功受奖的机会似乎比较多。人们一般理解在军队立功叫做“军功”，但军功更多的奖给了“文事”，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乔良：这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军队30年不打仗，不打仗军人靠什么展示业绩呢？在战场上消灭了多少敌人，以“首虏”论功行赏，可以说是“明码标价”，很容易作为军功依据进行奖励。而和平时期，军人天天处在一种日常事务中，谁比谁突出很难界定，所以说奖励起来很困难。相比之下，文艺人才、体育人才，在一次比赛中夺冠，在一次重大演出中广获好评，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就让这些人显得比别人更突出。在和平时期，“文事”显然更引人注目。一次完美的军事演习也可以受到内部赞扬和好评，但由于军事机密等原因无法广受世人关注；而在“青歌赛”上获得金奖，很容易就让大家认识你。这对大多数军人来说似乎并不公平，因为军人大部分不是演员，也不是运动员，所以容易因此产生一种情绪低落的现象，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国外在这方面有所不同。比如一些外军设立有一种“优异服役奖章”，只要军人在一定年限中服役很优秀，日常训练的指标都能达到，即便没有重大的功劳，也可以获得这种奖章，因为你的服役是优异的。咱们现在一说奖励非要奖励某些特殊作为，但实际上军人在大量的时间里是默默奉献、默默无闻，而这在军队中是很重要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你让军人的“千日”感觉不到价值，“养兵”也就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其实“一时”应该有一时的封赏，“千日”应该有千日的奖励。没有“千日”就没有“一时”，不奖励“千日”，“一时”就很难迸发出“千日”养成的东西；一个兵不热爱自己的“千日”，怎么能够在“一时”对国家有所贡献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