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按说这“五句话”有了前四句，一支军队的核心价值观基本上已经构成了。但是军人是一个特殊团体，军人靠前面的四句话足以凝聚，只有后面这一条是关系到每个军人个人的问题。过去没有提倡崇尚荣誉的时候，前几条我们也都能做到。但是强调崇尚荣誉之后，会促使军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对实现前四条会有一种自觉性，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前面四条，团队能够做到就行。可是有了荣誉这一条，一个军人在荣誉感的支撑下，就会认为前四条和个人都有关系。因为它关乎到我个人的名誉。在报效国家的时候，我如果当逃兵，就是可耻的；在别人跳到洪水里救人的时候我在观望，就是可耻的；当部队在履行新时期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我置身事外，这也是可耻的。因为我的荣誉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荣誉感对于践行前面四点，实现前面四点，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其实荣誉感也是一种高标准意义上的是非感，有荣誉感的军人就不会满足于是非的“中间地带”、“灰色区域”的，而是非荣即耻。军人是需要这样一种东西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的，荣誉感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荣誉需要仪式来强化，这不是形式主义 问：您认为，在强化军人荣誉感方面，我们是否需要继承和创新一些营造荣誉氛围的具体形式？ 乔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荣誉虽然是一种人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种人“内化”的精神境界，但是必须“外化”为某种形式。我们有时候由于不恰当地把荣誉理解成“形式主义”，结果使很多应有的形式都没有坚持下来，使军人看不到荣誉。荣誉上升为军人的精神境界，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假如不能够“外化”，不能够让军人通过某种令人羡慕的形式表达出来，人们追求它的动力就不够强。比如说一个高级将领到退役的时候，离开军队，军队为了奖赏他对这支军队的优异服务，给他一个退役形式，那个形式感可以让人激动得内心血脉贲张，这对于年轻军人就有一种导向和激励之效。 问：就是说把这份荣誉展示给社会，在公众的推崇中让当事者获得极大满足。 乔良：当事者获得极大的满足的同时，也让其他人心向往之而效仿。对这些仪式我们重视不够，授枪仪式、授衔仪式，这些都没有形成制度。我个人现在就没有晋升上校和大校军衔的任命书，尽管现在已晋升为少将了，我仍然希望能拥有这两个任命书，因为我认为这也是军人的荣誉履历书。 所以和荣誉相关的仪式是凝聚军心的一个方式，应该特别予以重视。美国的阵亡士兵在阿灵顿公墓安葬的时候，仪仗队鸣枪，然后由号兵吹响熄灯号，为什么？你长眠了。这样一种形式，从表面上看，死人又听不到，那么认真干吗？其实不对，这一形式既是对死者的安慰，更是对活着的人的激励，就是为了这样一种荣誉，士兵们不惜为国家牺牲。 军装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载体，这份荣誉是要求军人在需要时敢于流血牺牲的 问：您在近20年前即出版了《军官素质论》一书，似乎是最早探索军人职业素质内涵和培育之道的。您认为，军人的荣誉感、荣誉观，在军人职业素质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 乔良：20多年前我和王湘穗写《军官素质论》的时候，书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到军人的荣誉问题。因为我们感到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或者中国军队在完成它的职业化的时候，要靠什么东西维系它呢？首先是组织形式，就是团队形式，这是维系军队最重要的东西。那么怎么能够完成组织形式呢？需要秩序，上下有序。怎样使人们对秩序的遵守和尊重变成自觉行动呢？就必须要有荣誉感。你必须给军人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军人的荣誉。作为军人，你不能完成任务，是可耻的；你丢掉了阵地，也是可耻的，因为你违背、践踏了一个军人最起码的底线，荣誉感在这里面就变得非常重要。 问：如果让您对军人荣誉做一个象征性的比喻的话，您会怎样说？ 乔良：荣誉就像军旗的旄头和长矛上的红缨。红缨枪，没有红缨也是枪，表面上看它是装饰，但是它能潜在起到激励的作用；一杆旗帜没有旄头也是旗帜，但是有旄头就更壮观，给人一种激励。 所有的军事装饰物最初都有实用性——肩章也曾是古代武士防护双肩的铁板，但是到最后都变成了象征性。军装为什么很威武？如果邋遢的话，就提不起精神来。你看全世界的军队，很少有军装很威武，但战斗力很差劲的，很少。 问：全社会其他行业的奉献都基本上可以用物质利益来回报和补偿，只有军人依照法律要随时准备付出生命，这个职业很难用物质来回报；所以其回报方式就抽象为军装之美，抽象为你有钱也买不来奖章。对于军人的牺牲，好像没有比赋予其“美”更好的“补偿”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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